时间：2023-03-21 17: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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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我们在体制上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所有制改革使我们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有了重大变化。经过20年改革，我国形成了四种比较典型的所有制模式。第一种是以东北几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模式，国有经济的地位还没有动摇；第二种是以广东的前期和上海的后期为代表的外资经济模式；第三种是以江苏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模式；第四种是以浙江为代表的混和经济模式。这四种模式特征清楚，对比鲜明。其中对比最鲜明的是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和浙江的混合经济模式。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在我国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弊端造成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历史负担沉重，所以东北地区近几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许多问题，如生产效率低，下岗人员多。与此同时，浙江则不同，浙江发展很快，这与它的混合经济模式有很大关系。以温州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过激烈的抨击，说它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私有经济泛滥，二是商业道德沦丧，三是公益事业无人关心。20年后的今天，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了，温州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公益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如大家集资修建公共设施，大家一致打假。从这些情况看来，国有企业多的地方，社会问题就多；相反，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发展的地方，就比较稳定。所以，所有制结构不调整，一切无从谈起。加快改革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既有利于坚持公有制，又有利于政府从面大线长的国有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真正转变职能。因此，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让国有资本从有些领域坚决退出来。
关于如何科学地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本文主要谈以下四个问题：
（一）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标。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应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产业。我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不投资，则没有人愿意投资的行业；另一类是别人想投资但国家不让投资的行业。除此两类，其他行业都可以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换句话说，除此两类，在其他行业国有资本都可以退出。应该强调的是，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适当退出”而不是“全部退出”。前一阶段流行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的说法，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政府要通过国有资本在产权市场的自由流动来实现一些特殊目标，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等等。另外，即使在以上所说的两类行业中，国有资本也不一定要处于垄断地位，引进非国有资本也是必要的。
（二）国有经济要占优势这个理论要发展。在我看来，国有经济的调整不要有比重限制。以前我们的全民经济比重很大，我们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差点被搞垮了；现在我们的非公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国有经济减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前进。
（三）国有经济调整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到底由谁来代表？由国务院代表，但国务院是个很大的概念，也管不过来，还得由各级政府来代表。但是，各级政府不能随意调整处置国有资产，必须公开、有偿。
（四）国有资产的调整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有种说法是，借国有资产调整的机会建立经营者持大股。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要使经营者持大股，就必须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经营者的定位不一定是原有的经营者；二是不能一股独大（当然卖给私有企业主就不要管一股独大）；三是持大股不是无偿持股；四是持大股的经营者不能享有不同于职工的非市场优惠，要优惠就一定要有根有据。
总之，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将朝着两方面的目标进行，一是大量的国有资本从漫无边际的战线和领域退出；二是形成国家控制、多元化的控股格局。
其中，对于垄断性和公益性极强的行业要注意两点。第一，国家控股就可以了；第二，个别垄断的行业国家完全控制，那些带有竞争色彩的还可以进行切割，可以放开。
二、关于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搞得很早，但现在进展并不理想，搞起来的也不规范。有人前不久做过一个调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十分规范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这也许有点片面。今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在规范上做文章，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规范：
（一）要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现在很多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没有权，几乎企业所有干部都由政府部门来任命，董事长不能制约总经理，总经理不能制约副总经理。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应把握三点：一要明晰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这个代表在一个企业一定要是自然人，而且必须通过招聘产生，必须赋予它相应的权力；二是出资人代表要按规范程序给予董事会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人职能；三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出资人代表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尽职尽责。
（二）要建立规范的产权组织形式。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要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最初的产权形态叫业主制，跟我们现在的雇主制差不多，一个人是老板，其他人是雇员，产权制度很清楚。但是这种业主制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资本有限，不能赚更多的钱，这样就引入了股份制，扩大了资本。形象地说，如果业主制是一个人的资本主义，那么股份制就是几个人的资本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末又有了发展，为了进一步放大资本，资本家把一部分股权以有偿、优惠的形式给了劳动者，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又形成了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到后来，资本经营者觉得还不够，要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股权结构还应改善，让有才华的专家学者进入董事会，成为非资产董事，即非资本董事决策企业事务。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股权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是要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尽量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国企改制在产权组织形式方面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尽量不搞独资，如果必须搞独资的话，也要搞多个国有部门的联合独资，以避免形成垄断；二是尝试国家控股的多种股权设置。绝对控股尽量少，要相对控股，特别是搞“黄金股”的控制形式。黄金股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就是通过法律规定使企业中的极少量资本，拥有特殊的权利，在重大问题上可以一票否决。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四两拨千斤；船小好调头。如果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处置它，卖不出去就搭配着送出去。三要科学设置和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政府要给国有企业选派至少两名独立董事，以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但这方面产生了误区。一些人认为，要激励独立董事，就得给独立董事股权，因此，好多独立董事在企业持有股份。这种董事就不能叫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能在所在企业持股。那么，怎样激励独立董事呢？现在正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种办法是按上市公司的交易量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独立董事基金，独立董事的薪金奖金从此基金中发放。这个钱还是出自这个企业。如果要搞独立董事必须把握两点，这个人一要独立，二要“懂事”。
（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当前我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十分混乱，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混在一起，使法人治理结构很不规范。西方的法人治理有三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关系非常清楚。我国是八架马车，老三会，新三会，再加一个经理班子，一个外部监事会，关系十分复杂和混乱。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党委和厂长的关系很难协调。有些企业即使建立了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各管理层也基本上由上级任命，各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领导、制约，最终使企业无法有效运作。近几年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没有一套合适的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理顺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四者关系。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体现中国特色，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这又是一个新课题。不管谁管干部，优秀的管理者必须通过市场机制选出。这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可以选到真正有才华的人；二是入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否则有下岗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国情是党管干部，怎么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结合？我们经过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先党委提条件并公布，再由有关部门在社会上招聘，经过筛选，剩5个或3个人时，由党委来确定。这个方案才开始试点。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走出几个误区，一是走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由国家部门指定的误区，通过市场招聘产生董事长和董事；二是走出企业的资产出资人是一个机构、一个班子的误区，变出资人为自然人；三是走出董事长比总经理大的误区，两者是不同责任的主体；四是走出照搬西方模式的误区，要把西方的东西研究清楚，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应用；五是走出副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的误区，还总经理应有的权利。在建立国有企业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任务非常重，如果把这些都搞好了，国有企业是有出路的。
（四）建立规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一，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与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搞好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前提是经营管理者职业化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市场化。只有职业化和市场化才能解决薪金的合理定价问题和“红眼病”问题，才能使权力与责任对等。所以，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使人才选拔市场化。第二，激励与约束并举，在激励的基础上，强化约束力，不能只讲激励，不讲约束。给予激励的同时，应规定工作的目标，如果达不到目标就得处罚。处罚的方式可以考虑以现有的资产进行赔偿，由于非经营因素产生的，还要负法律责任；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企业家档案，把企业搞坏的人，要逐出企业家行列，而不是换个企业或调到行政部门当官。我曾经对一些企业家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辛苦的企业家，辛苦在于既要办企业，还要办社会，而且还不能自主办；同时，中国的企业家也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他把一个企业搞垮了不仅不去负责任，而且还可以去当官。这都是我们的体制的弊病，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激励和约束对等，尤其是道德约束、逐出和禁入制度非常重要。第三，激励要考虑国情。一是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如采取股权激励，实行年薪制等等；二是差别不要过大，不要动辄就跟美国去比较，我们没有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还没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要着眼国情，跟自己的老百姓比。要体现差别，但不能分化得太厉害；三是应同时考虑对非经营管理者不同形式的激励，对技术贡献者，对特别的劳动奉献者，也要进行激励，因此，激励不仅仅是对企业家，还包括企业的优秀员工。总之，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重要的不在于把财产分给个人，而在于通过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建立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责任机制，建立为企业发展竭尽全力的责任主体。这才是我们的关键。
三、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的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已进行了大量探索，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国有资产运营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既要保持国家对资产的所有权，又要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充满活力。下一步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要朝下面四个方面努力。
（一）要解决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又无人负责的状况。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财政部门管理，企业工委管理，还有其他部门的管理，非常多。多头管理、集体管理却无人负责，致使国有企业不同程度都存在经济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企业家个人道德素质原因外，主要还是体制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查起来非常困难，问题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盘根错节。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统一的管理机构，使责任和权利集中，避免多头管理却无人真正负责的现象。
（二）要授予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处置职能，使各级政府对辖区的国有资产除特殊情况外有高度的处置权。
一、有必要恰当地估计当前改革的进程，以利于进一步增强人们深化改革的决心
我国的经济体制，经过近27年的改革，不仅有力地突破了原来那套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举世公认和有目共睹的。当前的改革形势，总的说也比较好，这都应当充分加以肯定。但时至今日，对整个改革的进程，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估计。如有的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继续完善的问题；有的则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或者说“四梁八柱”已经基本形成，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必须进一步突破深化，使之能够尽快全面建成的问题，由于对改革进程估计的不同，理所当然对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力度的认知就不会完全一样。
对于上述两种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后一种比较符合改革的实际。其理由主要是：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我国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对四个重要方面的体制，包括市场、企业、宏观和分配，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但至今为止，这四个方面的改革，发展都很不平稳，即有的领域改革发展较快，或者说基本上已经可以按照市场经的原则运行了；但有的领域，改革的发展则明显落后，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仍然只能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运行。例如：
1、在市场方面：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标志，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推进的改革。因为没有市场，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但到现在为止，其进展情况大体只是：商品市场发展较快，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为例，其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95.6％、96.5％和87.4％，说明商品市场已基本建成。但要素市场的发展却很不理想，至今土地一级市场基本上还是国家垄断的；资金和资本的运用，绝大部分还主要由国家计划或政府意图安排；劳动力在国有企业中仍然不能合理流动等。当然，无论在什么国家，商品和要素都不可能达到100％的市场化。但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综合市场度至少应该达到85％左右，而我国现在大约还只有60-70％。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相当的距离。
2、在企业方面：企业体制机制的科学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运行必不可少的微观基础。目前改革的现状大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特别是非国有制企业，不但其体制机制已经能够同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且成了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繁荣市场的重要力量。其所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就业岗位，已经分别占全国的2/3和4/5左右，真可谓功不可没。但国有企业，除一些中小型企业已经陆续改制以外，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其体制机制至今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仍然不相适应。
3、在宏观方面：建立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制度，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运行，防止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甚至混乱的重要前提。因此，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依靠层层政府机构、采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进行调控的方法，必须进行改革。在这方面，至今为止，有关调控手段的改革，即主要运用金融、财税等经济手段和必要的法律手段，来代替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仅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而且在最近两次宏观调控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便一整套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机构精简、职能转换、人员压缩等，不仅至今还未到位，而且成了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与阻力。
4、在分配方面：如何坚持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认真搞好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不仅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有效调动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不断增强改革动力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的的主要条件。这方面的改革，现在进展的基本情况是：在同一行业和同一单位的初次分配中，原来那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已经打破，主要体现效率优先，按照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分配格局已经逐步形成。但不足的是，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单位之间，仅仅由于经营与垄断条件的不同，劳动者的分配差距明显偏大，加之，一整套必不可少的再分配制度，包括严格的税收调节制度和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导致在贯彻“效率优先”的同时，如何做到“兼顾公平”的改革问题，至今也还是没有解决。
与此同时，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求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改革，都达到一定的程度，而且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或巩固。现在非常明显，我们这套法制也很不健全，许多必不可少的法律法规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因此，准确地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形成但未基本建成，计划经济体制虽已不占优势，但在许多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样一个两种体制并存的过程之中；或者说，还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两种体制并存，互相之间的矛盾、漏洞、摩擦甚至冲突必然较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经济秩序混乱甚至某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所难免，同时，这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两种体制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人们对改革的拥护程度必然明显降低，改革的动力势必不足，有时甚至会受到种种责难与非议。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地认识与恰如其分的估计。从而下定决心，充分调动和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因势利导，大踏步地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力争尽快渡过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阶段，取得改革的最终胜利。决不能将改革的进程估计过高，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成，甚至说已经进入了“后改革时期”。从而放松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贻误时机，导致各种经济社会矛盾越积越多，甚至掉入所谓的“拉美陷井”，使改革前功尽弃。
二、要正确认定深化改革的思路，以利于重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进
当前深化经济改革，重点肯定应该放在上述至今明显滞后的四个主要方面，即要素市场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但从现阶段的条件看，要将以上四个方面改革一起全面推向前进，也不可能。寻首先应该选择哪个方面？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因为选择得好，则可能做到事半功倍，顺利推进；选择得不好，有可能导致事倍功半，踌躇不前。今年以来，人们对改革重点的强调，多集中在两个方面，即以政府改革为重点，或者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这从当前改革滞后影响的程度或者“抓纲带目”的重要性来看，应当说都很正确，没有什么错误。但从实际情况出发，我认为现在要加快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很困难。这主要是因为：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直接涉及种种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说，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调整，这一般不难理解。但过去的调整，主要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或者企业与个人之间的调整；而且往往是从上调到下，从少调到多，从无调到有的调整。也就是说，从地方、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衡量，一般都是得利的多，受损失的少。因此，比较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调整，基本上是一种政府自身和横向的调整；特别是属于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换一类的改革，对于某些政府单位和个人来说，最终可能是机构有撤无立，权力利益有失无得的调整，其阻力肯定是很大的。加之在我国现行制度下，政治体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也就是政府行政体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府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少都是难以到位甚至是很难启动的。
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也类似，不仅涉及种种权力利益的调整，而且涉及不少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改革，改革的目标是通过产权的改革或重组，将中小型企业逐步有偿转制为非国有或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大型企业逐步改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公司制股份制企业，在理论和原则上本来已经解决，这是很有利的。但是，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或转制，似乎又变成了非常奥妙和敏感的问题，真要较快推进，很可能就会受到传统观念的批判与非议，特别是在对于国有企业的主要经营者如何选拔任用等问题上，现有的一些政治原则也很难逾越。
因此，我认为当前的深化改革，最好能够适当先避开上面两个难点，改为以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这样做，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基本不会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与意识形态的争论问题，从而大大降低深化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前题。二是政府有这方面的压力，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推动改革的动力相对较强。因为生产要素不市场化，由于金融系统长期吃“大锅饭”而困扰政府的国有商业银行呆账坏账，和各式各样依赖土地以寻租的腐败现象不可能减少，不搞好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群众普遍不满的分配不公和居民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三是有利于缓和乃至逐步化解我们当前面临的两大潜在的风险：一个是金融风险；一个是社会风险。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在近期有可能出现的两大重要风险，或者说有可能发生的所谓“危机”，是我们在领导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必须加以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有关进一步深化上述两方面改革的一些重要内容，分述如下：
1、关于进一步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问题。其核心，是要尽快搞好资金和土地两大要素的市场化。在这里，金融体制改革首当其中。改革的重点：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资金市场。包括：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化，通过产权重组，改制上市，吸收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入股，实现产权明晰与股东多元化，以有效转变其经营机制，建立起科学的法人管理结构，增加外来人的监管。从而尽可能减少各种漏洞与损失，大幅度提高银行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效益。同时，适当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继续贯彻落实利率市场化政策，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建立健全资金市场的各种规章制度与秩序，确保资金市场的不断健康发展。
二是要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交易市场。包括：尽快通过股权分置改革，解决长期存在的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股市扭曲问题；加强对股市的严格监管，形成一套合理的进入与退出制度，以尽可能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增强广大股东入市的积极性与信心。从而使股市真正成为既能够有效发挥积聚社会资金，扩大直接融资渠道，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优胜劣汰的重要作用；又能够防止变成少数单位和个人，依靠弄虚作假、谎报信息、故意圈钱，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场所。
三是要逐步放开外汇市场，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在这方面，前不久我们已经开始起步、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小幅度合理调整，并将原来基本与美元挂钩，改成了以一揽子货币为参考。力争在不太长的时期内，逐步建立完善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上的基本稳定。
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一是根据我国人均耕地少、土地稀缺的实际，对土地征用必须依法严格控制，防止土地闲置与浪费；二是在征用土地时，必须对农民或城市拆迁居民进行合理的补偿，防止因此损害农民或居民的利益；三是对批准可开发的土地，除特殊情况外，必须通过公开招标拍卖，防止少数单位和个人，利用土地寻租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2、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要害是，要尽快想办法缩小现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与城乡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缺乏必要保障的矛盾。在这方面，当前需要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是合理调整积累与消费的分配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扩大消费基金的比例，现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率太高了，消费率太低了，如2004年两者的比例达46∶54，不仅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一般20∶80左右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一般30∶70左右的水平。由于在社会生产中，投资品与消费品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分配中积累率太高，意味着投资的规模必然很大，势必导致投资品的需求过大，供应紧张，价格快速上涨；消费率太低，意味着群众可能消费的能力偏小，购买力不强，势必导致消费品的需求不足，市场销售不畅，价格非正常下落，从而影响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转和经济效率效益的提高，适当压缩积累的比例，扩大消费的规模，不仅将有效缓解现在明显存在的投资品与消费品二者供求错位的突出矛盾，使市场特别是消费品市场进一步趋于繁荣，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开工率，扩大劳动就业，增加国家税收，给整个经济发展带来良性循环。而且，通过对扩大部分消费基金的合理分配，有意识地较多向农民与城市低收入居民倾斜，还有利于缩小高低收入分配差距，有效缓解现在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压力。
二是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职工收入分配水平过高问题。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同等水平的劳动者，在不同行业工作的收入水平，除了极少数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以外，一般不是很大的，但我国现在不是这样，二者的收入水平往往相差悬殊。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垄断性行业，一方面依靠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又可根据市场供求不断上调产品销售价格，导致其利润率长期虚高，职工收入水平也居高不下。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应当想办法严格加以控制，以利于从源头上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差距。
三是切实加强完善税收制度的调节。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必须实行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往往都是比较大的。不如此，不可能调动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分解这种差距过大可能带来的矛盾，国家必须通过征收所得税，遗产税或赠予税等制度合理加以调节。即对一定水平以下的低收入居民，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对超过一定水平的必须依法纳税。而且税率是累进的，收入越多纳税的比例越大，从而有效调节原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关于个人所得税制度，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由于一套相应的合理扣除制度与征管的办法很不健全，其应有的良好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于遗产税、赠予税，我们还处在议论的阶段。在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必须将其作为改革的重点，确实建立健全起来。
一、改革背景与目标
1997～2000年四年间，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整个农村经济似乎已经不再像早年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2000年，二者差距为1∶2.79。如果考虑到官方公布的农民收入数据至少有20％的水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认为水分远不止于此），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有可能达到5∶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我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过这一标准。
这样的一种态势，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农业和农村，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非常不利。因而农村改革和政策的目标自然而然地就锁定在增加农民收入上，并且要真正建立起一种具有良好特征和效能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当然，把增加农民收入确定为核心政策目标并非2001年的转向，按照会议文告或政策文本理解，过去的几年都是如此。但问题是情况每年都不见好转，无疑会影响人们对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的信任，这等于在给政府持续增加压力，并在强化着改革的动力，促使甚至迫使政府去解决过去改革中遗留下来的制约农民增收的深层体制问题。所以，到了2001年，一些过去改革中遇到的堡垒开始被攻克，某些体制上的胶着状态也开始被打破，比如粮食流通体制、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说明这一点。这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动强制实施机制”（刘易斯，1965）。
二、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由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性原因在于外部的不利经济环境，所以宏观层面上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宏观政策的调整牵涉到复杂的因素和利益关系，决策者面临着巨大的约束，甚至对成本——收益的计算，就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以至在2001年，宏观政策层面上的变化还只是意向性的，尚处于具体方案探讨和形成阶段。这一年所发生的旨在促进农民增收的体制和政策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内部，而检视其主要内容，可以发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显著加强，在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改变了以往“渐而不进”甚至发生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倒退的局面。2001年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一）产品市场：攻克市场经济中的计划“孤岛”
1.粮改：放开销区。1998年，在粮价持续低迷，国内粮食企业亏损严重，收购资金被大量挪用的情况下，我国实行了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粮改，这个方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自身逻辑性，对保护农民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运行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远远超过了设计政策时的预想。面对粮改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就一直在调整完善原来的粮改方案。到了2001年，原来的制度微调终于引发实质性的改革，其基本内容就是在销区放开取消农民的粮食定购任务、放开市场、放开粮价、放开经营。当年年初国务院决定浙江率先进行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到了7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的粮改思路，将所放开的销区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包括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北京、天津等在内的8个省区。《意见》还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购销和价格形成的作用，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建立完善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和粮食市场体系，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这一情况说明，经过几年的曲折徘徊，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重新回到了市场化改革的轨道——这是2001年农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考察粮改历程，可以发现，如何平衡市场调节和政府控制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我国政府对非谷物食品诸如水果、蔬菜、肉类、水产品等的干预相对较少，并且形成了较为繁荣的竞争性市场，但粮改却一波三折，进展缓慢。我国有强大的政治管制能力，也有依靠行政手段动用和管制粮食资源的传统和丰富经验，而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调控和管理的经验和能力却显得不足，所以当市场化改革遇到较为急切的情形时，往往倾向于回过头来使用过去的手段，从而使得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控制却时隐时显，挥之不去，导致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与人们的预期相差较远。所以，2001年放开销区的改革，尽管仍是过渡性的方案，但它的明显的市场化取向却是来之不易的。
2.棉改：一放二分三加强。与粮食流通相比，棉花流通中垄断色彩更浓，存在着更多的弊端。鉴于此，2001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打破经营垄断，鼓励公平竞争，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调控效率，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棉花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这个决策标志着中国棉花收购市场已完全开放，政府对农民进行硬性收购的作法正在逐渐取消。
（二）要素市场：触动计划经济的残余——户籍制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横亘在城乡之间40余年的户籍制度藩篱终于开始松动，并在一定范围内被拆除。2001年年初公安部提请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2001年10月1日起，全国开始以两万多个小城镇为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在小城镇拥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小城镇户口。2001年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一年，不仅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而且一些大中城市也开始了放松对农民转换为市民的控制条件。这些变化说明，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是大势所趋，存在了40多年的户籍制度已经走向了瓦解之路。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界限，逐步消除政策制定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促进城乡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合理有序地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它将有助于形成城乡互通的要素市场，推动城乡之间的经济融合，并带来社会结构、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三）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更多方面的进步
1.农村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得到加强。我国农村经济信息、传播的覆盖面狭窄，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市场供求、科技等方面的信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些年的实践说明，由于信息滞后和不准，极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市场均衡的脆弱性和市场进入的盲目性，农产品的价值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农业部在全国启动了“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这必将会促进农村市场信息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
2.农业质量标准化和食品安全引起高度重视。大量存在的农产品质量问题，已经对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既影响了农民的收益，危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直接损害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削弱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2001年农业部组织制定了《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并联合有关部门启动了“食品安全行动计划”，要求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为目标，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努力实现农产品的无公害生产和消费。这说明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加入WTO后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已经开始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正在实现从FoodSecurity（食物安全）到FoodSafety（食物卫生安全）的转向。
三、绩效和可能性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制度是内生的，并且是决定经济绩效（Performance）的首要因素。最近几年，农民增收形势严峻，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需要进行制度创新，也即农民增收重在制度创新。按照本人的理解，制度本身不能增加资源禀赋，但可以改变生产要素配置的环境和相对价格，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效率。
2001年我国在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尽管新的制度或做法本身还需要完善，对制度绩效的判断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某些变化和成果，并且由此强化对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信心。其中，令人感受最深的是，放开销区的粮改方案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初步实现了粮改的目标。特别是在最早进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浙江省，农业资源配置和粮食经济的运行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出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局面。浙江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定购”到“订单”，确立了新型的粮食产销关系。全省粮食购销、加工企业和99万户农民签订了粮食订单，订单数量高达6.4亿公斤，相当于2000年全省粮食订购任务的55.7％。省内不少地方对优质品种粮食实行优质优价，因而调动了农民种植“高效粮食”的积极性。
（2）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启动。杭州、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口粮批发市场，金华、衢州、嘉兴等饲料粮批发市场，沿海港口粮食进出口中转市场，三个层次分明的粮食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同时，粮食市场主体日渐多元化，省内各级粮食批发市场从事粮食经营的非国有企业已占到80％以上。
（3）从自求平衡到优势互补，促进了农业区域结构的优化。全省进一步调减了粮食播种面积（早稻种植面积调减了34％），扩大蔬菜、瓜果、花卉苗木等经济作物和出口农产品生产。随着浙江粮食市场的全面放开，国内一些粮食主产省纷至沓来，省际间粮食购销合作得到迅速发展。浙江已与黑龙江、湖北、江西等产粮大省签约，成为粮食购销“合作伙伴”。省际间的粮食购销合作已从传统的粮食买卖向建立基地、组建股份制公司、创办市场等多种合作方式转变。
浙江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全省涌现出了300多个万亩以上，总面积700多万亩的效益农业产业带，提高了农业的效益和农民收入。2001年前三季度在全国农副产品出口负增长的形势下，浙江农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14％，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长了10.1％。浙江粮改的成功，充分说明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市场化改革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因。
四、进一步的思考与建议
关于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迄今已经有许多说法和共识，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今后市场改革还需要对以下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尽快取得实际效果。
1.加快土地市场化流转。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促进土地的流动，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在于它能够使稀缺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我国农业市场化改革显然不能把最稀缺的土地资源排斥在市场之外。我国的农地制度首先要强调“稳”，但也要“活”，不能因为强调稳定而扼杀了流动。最近一些人士过分强调“稳定”，是一种僵化的观念。在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和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今天，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已经大为削弱，相当多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并没有许多官员和学者想象的那样强烈，有些地方农民种地亏本，出包土地还得“倒贴皮”，也足见土地保障功能的沦落。所以，今后的农地制度改革应当赋予农民以更大的土地处置权利，以期促进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形成现代农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同时为农民的就业转换和产业扩张提供资本。在土地的利用上，家庭经营具有恒久的活力，因为它适应农业的产业特点，而与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太大关系（即可以适应不同层次上的生产力水平）。但是，家庭经营不一定非得建立在平均主义的承包制基础之上。
2.加快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放开销区的粮改方案是一个过渡方案，粮改涉及到了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约束条件，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但是，这个过渡时期不应该太长，而是要加快实现全国范围的粮食购销市场化。
从理论上讲，一项改革成功与否，固然和原有体制的性质以及改革所设定的目标模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过渡过程本身，即寻找成本较低、以至成本最低的改革路径，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盛洪，1991）。浙江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即使是国有粮食企业在改革中也没有明显受损，因为在放开之前，浙江粮食的集市贸易仍然是活跃的，其国有粮店和大多数国有粮食加工企业，经过改制（拍卖、租赁），几乎清一色由个人或合伙经营。这就是说，在正式放开之前，竞争性的市场已经在事实上存在。现在等于承认了多主体存在的合法化。
2001年的粮改之所以只放开了销区而不是全部放开，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是要降低改革成本，避免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混乱。粮改的下一步必然是要把局部改革成功做法推向全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有配套的政策措施，以防止政策偏差和化解政策风险。
3.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控制，增加服务。加入WTO后，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需要按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农业结构和发展方向，不断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比较优势的发挥要求有一个高效协调的农业管理体制。
如果说像放开销区之类的改革是立足本土的内源式的主动改革，那么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就是“冲击——反应”式的被动改革（依靠政府自身有意识地主动改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以说，WTO给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冲击，其中最大的冲击也许就是对政府管理体制的冲击，而这个冲击实质上是我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减少控制，增加服务”。减少控制，就是要求政府部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来调控和管理经济，而不是简单地靠权力的流通和行政命令；增加服务，则是要求政府部门根据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为农民提供更多的诸如信息服务、技术指导、信贷便利化和风险保障、环保和生态建设等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增加农民的获利机会，减少市场风险和国际农产品的冲击。
对于加入WTO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我们应当有更充分的认识。我以为，这项被动性的改革将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广泛进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和现代化事业将会做出重要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这项改革将对改进中国的文官系统和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大有裨益，也将提高对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
具体而言，在现代政体下，行政管理机构是庞大的组织，它执行着一种关键性的政治功能，即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执行政策，因此，一项政策得以贯彻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长官对它的解释，以及他们实施该项政策的兴趣和效率。长官们是墨守成规，调和折衷，用标准的手续和大而无当的陈辞滥调来庸庸碌碌地处理问题，还是善于思考，密切关注现实，在变化着的事实前勇于尝试和创新；是一味地迎合上级，玩弄权术，在政治市场上钻营，还是高风亮节，实事求是而又体恤民情，那将对政策实施的程度和效果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此种影响自古而然，于今尤烈，因为现代社会是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尔森（1982年）把当今时代称为是“执行权统治的时代”。
过去，我们的一些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不是没有被执行，就是在执行中走了样，政策执行起来总会遇到许多牵制和障碍，以至最终取得的成果或节外生枝，或适得其反，往往不尽人意。在WTO的冲击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策好，执行难”问题。
4.加快建立国家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向农业和农村经济适度倾斜。在国际上，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对农业部门给予了巨额的补贴，以期改变其相对于其他部门的不利地位，保证务农者与其他就业者大致相当的收入水平。我国现存的农家经营规模十分狭小，劳动生产率很低，加之买方市场条件下农产品的价值实现较之其他产品更为困难，风险更大，所以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
现在，我国农民又面临着贸易自由化的冲击。按照协议，我国将逐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国内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全面提高我国的农业国际竞争力。其中，很关键的就是要用足“绿箱”政策（《农业协议》第6.1条），用好“黄箱”政策（第6.2、6.4、6.5条）。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需要细致深入研究，有必要借鉴国际农业支持和保护的经验，设计和构建合理有效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比如，日本为应对WTO冲击，设计制定了“稻作安定经营对策”、“生物系特定产业技术研究推进计划”、“农业转作支持政策”等一系列非常细致周密的政策措施，对保护农民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在设计应对WTO冲击的政策过程中表现出的认真态度和务实精神很值得有关部门和人士学习。
加入WTO后，建立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必然涉及到宏观政策的调整。最近几年国家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开拓农村市场方面的效果非常有限，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与应对WTO的冲击、建立国内农业政策结合起来，向农业和农村经济适度倾斜，在更加协调的宏观经济增长的范围内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给予更大的支持。这不仅是公平的需要，更是效率的需要。当前广大农民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已经限制了其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支出，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面临着较多困难，甚至急需要用钱，因而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国家能够设法让他们增加一些收入，可能很快就会转化为最终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投资需求），形成整个经济发展的良性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易斯，1966，《发展计划》，何宝玉翻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世界银行，《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
［3］李成贵，“国家干预下的农地有限私有化：一种有选择的激进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卷。
(一)林改相应服务体系没配套跟进，行政制度性因素制约林权抵押贷款的投放
相比热火朝天的林权主体改革，该县林权配套改革基本停滞不前，主要表现为林权改革服务体系不完善，尚未建立林业产权交易平台、林业担保机构、林业收储中心等机构，林业评估机构体系不健全，具备林业评估资格的人员少，严重制约林权改革的纵深推进以及金融部门开展林业信贷服务。1.流转市场体系缺失，林权处置难广西16个试点地区尚未出台森林、林木和林地流转管理的相关办法和实施细则，多数地区未建立林业产权交易平台、林业收储中心等机构，缺少一个可为林农提供活立林木、收储木材市场交易平台，出现信贷风险后金融部门难以及时将抵押林木处置变现。这不利于金融债权的维护，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林权抵押贷款的扩大。加上林权证核发较为缓慢，制约了金融机构大规模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广西16个试点县区累计核发林权证涉及面积322.54万亩，仅占2009年林改任务面积的14.48%。2.专业权威林权资产评估机构缺位县域林权评估机构少，资质低，县林业局仅有4名工作人员获得国家林业局和资产评估协会联合颁发的林业资产评估资格且按规定只能对非国有林业资产进行评估，该县林权评估机构仅有林业部门林调队，资质为丙级，按照《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暂行规定》其只能对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银行抵押贷款项目进行评估，直接影响到林农获得贷款的额度。由于缺乏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实际操作上银行对100万元以上抵押贷款项目也委托其进行评估，极易造成评估结果不实、误导银行贷款决策。3.现行林木采伐控制严格，申请审批时间较长，具有很强的行政干预性和采伐指标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许多林农经营种植的林木到了砍伐期或间伐期，因受砍伐指标的限制，林木资源不能及时采伐出售变现，给贷款人带来到期不能还款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使林权抵押物交易处置变现难度增大，加大处置成本。
(二)信贷管理机制欠完善，严重制约林业信贷业务健康发展
1.贷款期限设置与生产周期不匹配目前农信社发放的林权抵押贷款期限多以2～3年为主，最长不超过5年，而林木生长成材一般需要8年以上，贷款期限和林木生长周期严重不匹配。加上广西林改试点地区林地和林木权证集于一册，林权证抵押权无法落实。林权证内共记载林地及林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等四项内容，按现行林权证发证规定，林地及林产不能分别单独发证，使得有些林户有林木无林木证，缺乏合法林木抵押证。2.抵押范围和对象限制过于严格，抵押偏窄限制林农获贷能力例如仅对经营经济价值较高的成熟经济林木大户发放林权抵押贷款，而拥有一定荒山滩涂、经营规模较小的一般林农或幼材林经营者仍无法获得信贷支持。2010年全县林权抵押贷款共发放212户，其中一户贷款达4600万元，占贷款余额的66%;县联社仅接受种植时间超过一年的林木作为抵押物，而林木种植第一年资金投入非常大(以种植速生桉为例，第一年每亩资金投入约470元，占总投入的52%)，林农迫切需要资金支持却因不符条件被拒之门外。加上林权抵押贷款审批权全部集中在县联社，贷款审批环节多，审批效率不可避免降低。3.林业集约化程度不高，信贷投放未能有效放大全县农民人均集体林地面积仅3.15亩，户均集体林地面积12.07亩。户均林地面积比较少，林农种植扶育资金投入相对不多，信贷资金需求不大，依靠资金自筹或小额林农信用贷款足以满足生产的资金需求，林业信贷规模增长有限。当地林业规模化经营模式总体还处在萌芽状态，“公司+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等互助合作集约化生产还没有大规模开展。4.信贷管理风险控制不到位，信息共享机制欠完善一是信贷管理难度大。林权抵押贷款属信贷创新产品，风险管理有别于日常固定资产抵押或权利质押贷款，现有信贷人员往往缺乏相关林权抵押管理知识，贷款“三查”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抵押林权地处深山叠岭，面积广阔，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实地核查较为困难，无法及时、全面掌握抵押物的变化情况，不利于风险监测、分析和预警。二是林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林业部门至今未将林权证登记、抵押、采伐等林业信息纳入央行征信系统，信息不对称，加大贷款“三查”的难度。
(三)财税政策支持力度较小，林业风险损失补偿机制缺失
1.地方政府尚未建立涉农(林)风险基金林业信贷服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地方政府对涉林贷款增量、贷款损失无相应的补贴和税收优惠。2.林业保险未能覆盖主要林业风险，森林林木保险滞后林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赔付率高，易受自然灾害侵袭，林农普遍缺乏投保意愿，并抱有侥幸心理;保险公司因林木投保面低和财政补贴不到位而不愿涉足。目前仅在广西部分林改试点地区尝试对林农承保经济林木火灾保险，且险种单一，保费费率高，赔付率也高。如县人保财险公司收取的保费费率高达10%，2008年承保了11笔森林火灾保险，共收取30.6万元保费，赔付24.66万元，赔付率高达80.6%，对林业生产危害性大的风灾、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险种尚未开办。
二、协调推进林权改革，创新县域林业信贷服务水平，加快林业生态建设
(一)加快林权配套改革，完善林业要素市场，加强政府导向作用发挥
1.加快林权流转市场体系建设，加紧建立林业产权交易平台、评估法律服务、林业担保机构、林业收储中心等服务机构，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功能建立健全林权流转各项管理制度，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林木、林地经营权依法流转管理，尽快建立林业交易服务中心和森林资源专业评估机构。林业交易服务中心可提供规范化的林业行政许可、林业产权拍卖交易、林权管理、林业投融资、林业交易与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加速林业资源的规范流转，实现林木资产资本化。除委托具备林权评估资质并得到银行认可的中介评估机构，应设立县林业勘测规划设计所，在省级林业调查设计院指导下开设林木价值评估业务，发挥林业主管部门对林业生产比较了解的优势，出具的林权资产评估报告能够真实反映林权资产市场实际价值。2.推动集约化生产，促进信贷增容扩量一是引导集体林权合理流转，促进林权由分散到集中，通过林权抵押获取银行信贷支持，推动集约生产方式的形成，提升林地综合利用效率。二是加大对林业龙头企业和林业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促进林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经营，扩大服务空间，促进涉林信贷规模投放。3.逐步减少带有行政性质的政府干预行为政府有关部门应理顺各方利益关系，调低服务性收费，给金融机构支持林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市场保障。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林权证的发证工作，严格履行对林权抵押登记、变更、注销的管理职责，加快林权抵押贷款信息数据与中央银行征信管理系统联网链接步伐，实现信息共享，为金融部门强化林权抵押贷款管理，防范信贷风险提供便利。4.矫正林权改革的副作用，为信贷支持林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一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重建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主义精神，形成较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警惕外国资本及其人参与林业改革的渗透和控制;三是严打圈点林地合谋攫取不法利益行为，严防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对通过明暗手法侵吞霸占掠夺、强买强卖占有各地有潜力的林地及其相关产业坚决不予以信贷支持，通过信贷抑制为维护社会秩序作出努力;四是维护农村生态环境，提升人文资源归集，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重塑农村伦理道德体系。
(二)消除制度障碍，提高信贷服务水平
1.从制度层面提供有利林业信贷发展的制度支撑县域金融机构要根据五部委《关于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要求，重新梳理现行林业贷款规章制度，消除阻碍林业发展的制度障碍，合理确定贷款对象、期限和利率的范围。重点是优化贷款操作流程，适当下放审批权限，提高林业信贷服务效率;根据县域林地及林产实际情况，改革林权证发放方式，尝试林地、林产证单独发证方式，借助集体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这一新型抵押物，加强金融创新，支持地方林业加快发展。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拓展林权抵押贷款业务贯彻落实《关于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给予金融机构更多的政策支持、市场引导和监管指导。对于实施林权改革的地区适当扩大分支机构林业信贷管理权限，优化审贷程序，推广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务;尽快由总行一级或授权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出台林权抵押贷款的相关管理办法。建议将原来分散的林业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全面整合，使国家对林业产业税收扶持政策更加明确。3.改进贷款方式为林业发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一是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发放信用贷款、信用证、惠农卡等方式建立面向林农的小额贷款扶持机制。二是合理确定贷款期限，使之与林木生产周期相适应，真正起到扶持林业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以50%为宜适当提高林权资产抵押比率，同时适当放宽林权抵押贷款的范围限制;加大信贷人员林权抵押贷款专项业务知识培训力度。三是进一步落实利率优惠政策。对林业贷款发放比例高的农信社等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可根据其林业信贷投放增加的合理需求，通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和适当延长再贷款期限等方式，提供流动性支持。
(三)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方式，全面介入“大林业”的上中下游全程产业链条，全面打造生态林业，促进林业产业化发展
以森林覆盖率带动造林绿化，重点建设生态屏障和绿色走廊，形成林业生态格局;同时培育速生原料林、特色经济林和珍贵树种三大基地;重点打造林浆纸一体化、木材加工、林产化工、油茶产业、花卉产业、森林生态旅游、竹藤加工、野生动植物利用等产业集群促使林业产业围绕生态林业建设、产业链发展、生态文化建设、林业改革和资源保护等五个方面展开，实现从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从封闭半封闭林业向开放林业、从粗放林业向集约林业、从数量林业向质量林业、从平面林业向立体林业转变，以林业产业化最大限度促进农民增收。
(四)加强林业贷款风险管理，建立林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1.金融机构方面一是加大对信贷人员林业知识和政策培训，拓宽知识结构，提高信贷人员综合素质;二是落实抵押物评估的风险管理，确保评估主体正确、程序合规、估值准确，防范抵押物评估风险;三是加强贷款的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强化与林业部门特别是乡镇林业站的密切协作，探索建立外聘人员或村级融资服务协管员制度，借助外部力量协助做好贷款管理和抵押物管理，改变贷后管理不到位的风险隐患;四是推动政银信息共享机制，尽快将林权登记、抵押、采伐等有关信息纳入央行信息基础数据库，实现政银信息共享，前移风险防范关口。2.地方政府方面一是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手段引导保险公司不断完善森林保险品种，分散林权抵押贷款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带动和促进林权抵押贷款的投放;二是建立由财政出资的涉农风险补偿基金，对林业贷款进行贴息，对贷款和保险理赔损失给予一定补偿，同时要制定涉林贷款资金奖励和税收减免政策，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林业信贷服务;三是成立地方政府主导的农业政策性担保公司，对林权抵押贷款等涉林贷款业务进行担保，分担银行贷款风险。
(五)落实财政补贴政策，引导保险公司尽快推出政策性森林保险业务
“生态经济是一种尊重生态原理和经济规律的经济类型，它强调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与实施。[1]”生态经济的核心是实现经济与自然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既要保证经济的稳步增长，又要维护生态的整体平衡发展。简言之，就是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系统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生态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理念，一种新的战略，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新的词汇，一种人类实践带来的时代课题。人类的劳动实践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当人们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时候，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和报复。此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生态保护系统的重要性，生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被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近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新词汇不仅有生态经济，还有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这些词汇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循环经济的主要观点是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使自然资源投入最少、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尽可能地使原料循环使用，从而降低对环境污染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则是指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低消耗、高产出、低污染、注重生态环境、生活质量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三种经济都是以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为核心，重视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索社会生产生活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目的的。
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构建生态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粗放型的，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近年来，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瓶颈。我国很多能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天然气、水资源和耕地等只占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分之一。依靠传统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环境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同时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也同样受到制约。同样，我国的环境污染也相当严重，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很多大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空气污染严重。面对整个资源环境突出的问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有机统一，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模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有步骤地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现存市场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即建立中国特色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是同步进行的”[2]。我国构建生态经济模式，要构建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生我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考察态工业。生产力角度指具有发达的经济水平和高素质的从业人员。生产关系方面指全方位、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工业同时还暗含工业化的进程同时是生态理念的贯彻、生态工程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的过程。我国目前必须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转变。开发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工业，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加强生态规划与协调，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生态农业是在现代农业的负效应越来越突出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农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千百年来，丰衣足食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追求。依靠传统笨重的农具年复一年地重复同样的劳动。随着现代文明的传入，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生态农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建设生态同业不是要返璞归真，回到古代，而是要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克服成本的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化肥农药及化工产品的大量使用，降低农村环境污染的经济模式。“从本质上说,农业循环经济就是农业生态经济，就是以生态经济规律来指导农业经济生产活动，即所谓绿色经济、‘点绿成金’的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为‘资源利用—绿色农产品—资源再生产’的闭环式物质流动过程，所有的物质能源和资源材料在农业经济活动中都能得到合理的利用”。生态服务业也是国家生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服务业主要体现在旅游业，纵观国内，凡是生态环境保护好的地方都成了旅游区。人们都喜欢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余，体验下回归自然的感觉。生态旅游已经成了人们健康身心和丰富物质精神生活的追求。发展生态旅游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3我国生态经济模式构建的保障措施
3.1要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消费理念的保障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倡导健康、适度的可持续消费观念是十分必要的。可持续消费，就是适度消费和生态消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消费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既能满足个体的生理需求又要考虑社会消费伦理。要养成适度的、理智的、健康的绿色消费观念。因此，要树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需要的消费观念，培养人们树立可持续发展的适度消费、健康消费的生活方式。大量宣传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改变一次性消费和类一次性消费；减少或杜绝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形成绿色消费的观念。要加强生态宣传，明确生态宣传的目标、任务和内容，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普及生态知识，把生态消费理念的形成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
3.2要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以科技创新为技术保障
科学技术使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发展。科学技术对环境产生很大的破坏，同时，科学技术对人的解放和生态改善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应该积极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和生活排泄物的再利用，为环境质量状况好转服务。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不合理性，促使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人与自然的对立、分离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尽快消除这种对立的思想，转化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生态经济更离不开科学技术，而且要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水平。在减少物质资源消耗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提高产品的功能和经济价值，并使能量的应用逐步转向无污染能量为主。为防止污染、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绿色技术将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应用。“观念的更新和技术的创新是相辅相成的，生存方式的变革和自然观的演变史相互联系的，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3.3要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有健全的制度为保障
关键词：统计工作经济形势改革
在过去的2008年，是一个多事之年，我国经历了自然灾害和世界金融危机的轮番冲击，经济增速回落，然而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止步，随着社会发展的速度，国内企业统计工作的改革也日益提上日程，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就企业统计工作的改革，本文将予以分析。
一、经济形势介绍
2008年，总体来说，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我国农业生产形势依旧良好，消费需求增长较快，通胀水平也在进一步回落。但全球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因此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世界经济减速导致的全球性需求减少引起我国2009年上半年出口量下降，使得国内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突出。为此，我国中央政府适时出台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扩大内需，在2009年的上半年，国内经济已经呈现回暖的趋势，CPI消费者指数在今年2月份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也在逐月下降……这一切都在说明中国政府的经济振兴措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呈现出积极迹象。正因为如此。很多国外的学者和机构都视中国为这场危机的救世主，认为中国的经济将推动全球经济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二、目前我国国内企业统计工作现状
对企业来说，统计工作就是通过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统计管理模式，准确及时把企业的产、供、销的数据较全面、较具体地反映出来，把感性认识变为一组组供领导和决策者参考的数据，统计工作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此，在当前的上述的国内经济形势下，本文对国内企业统计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1.认识不到位
统计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中，根本的一点就是企业领导对统计工作的认识不够，因此导致企业管理者和统计人员对统计工作的性质认识模糊、并对其重要性了解甚微。很多企业的领导者都认为统计工作只是简单的数据记录和计算，统计数据就是填填数字及报表，对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决策没有指导和参考作用。
2.统计方法、手段有待改进
在当今的信息化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很多企业的统计工作的方法和手段都亟待改进，有的甚至还是改革开放年前的统计方法和手段。例如很多企业的统计工作都是以手工统计为主，未能实现统计方法的信息化。
3.统计指标落后
当前，企业经营者重视的是市场信息、经营质量、经营环境等经济运行质量指标，而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统计系统则要求企业上报以经济总量指标为主、经济运行质量指标为辅的指标系统，导致企业管理者对自身企业统计的信息不感兴趣，集中地说明了企业统计指标的落后不科学，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4.统计监督机制缺陷
由于国内企业的管理者对统计工作的认识不足，及对其的重视不够，使得国内企业的统计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或不健全，统计人员与会计人员混用，统计数字经常被随意修改，大大降低了统计工作对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降低统计信息的有用性。
三、企业统计工作改革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步伐，需对企业的统计工作做出改革，以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对企业统计工作提出的挑战，从而更好地为企业管理者服务，提供有用的统计参考信息。
1.转变认识
首先，应该从根本上加强企业管理者及相关人员对统计工作的认识，使其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重视，要彻底地认识到企业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和作用。因此企业领导和相关的统计人员则应该多学习现代统计概念，应认识到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企业整体的竞争实力，所以应该转变认识，加大统计工作投资力度。
2.改善统计方法、手段
改善企业统计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势在必行，企业应该加大对统计工作的投资力度，争取实现统计工作信息化，可根据国际企业的成功经验采用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来全面根本上改善企业统计方法，能节约时间并能有效提高统计工作效率，从而，更好地为企业领导者管理决策提供统计信息。
3.设置适宜的统计指标体系
企业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环境来设置合适的统计指标体系，来综合反映企业的整体运营情况。因此，企业在追求效益的同时。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来量身打造适宜的统计指标体系，适当的时候并可设立专题性指标体系，从而使得指标体系既能反映企业运转情况又能够与政府统计要求相适应。
4.加强统计监督力度
统计工作的监督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其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企业在对日常统计工作的各方面进行改革的同时，也要对其自身的统计监督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提高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统计工作的全面性。
5.人才培养
企业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应该注重对统计人才的招募和培养，以备不时之需，应该对企业统计人员定期开展培训来提高技能，使其获得了现代化统计概念的同时，又能熟练操作统计工作的现代化工具，从而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提升统计信息的准确性。
当前，我国还未能彻底地走出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未实现全面复苏阶段，基于此特殊阶段，国内企业统计工作改革的步伐刻不容缓，需要不断地适时改革来促进国内企业统计工作的发展，对企业发展及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1]苗敬毅.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统计的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2
[2]李瑛珊.对统计工作改革的几点思考[J].统计与决策2003
我校采用的是本校李北伟教授主编的《投资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在兼收并蓄国外同类著作精华的同时，紧密结合我国投资的实际情况，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观点和理论以及做法加以整理和吸收。同时，还从教学特点出发，每一章节都列出了相应的学习要点、典型案例、小结和复习思考题，方便教师与学生的使用，达到了良好的教学与学习效果。
2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投资经济及管理专业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类的二级学科，其研究生专业技术经济及管理为国家首批批准的两家博士学位高校授权点之一，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省重点学科。投资经济学课程是投资经济及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课之一，于本科教学的第三学年开课。以往的投资经济学课程由一位教师承担教学任务，为了给教材改革提供可靠性的实际依据，近两年来该课程由5位以上教师共同承担授课任务，每位教师承担一个或两个相关章节的内容教学。教材原有章节如下:投资概述、投资与宏观经济、投资环境的建设与评价、融资的渠道与模式、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投资、房地产投资、企业扩张并购与重组、个人理财、国际投资、风险管理与投资战略、投资价值与效益评价，共十二个章节。
2．1问题提出
教科书是专业知识的基本载体，是一个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是教师授课内容的依据。教材理论知识的严谨性、逻辑性、案例的生动性、是否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直接影响到教师教学质量以及学生学以致用的效果。因此，得到学生们的反馈可以为完善教材编撰提供重要信息，以便及时对教材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和修改。投资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教材总体态势较好，但是在教材逻辑、内容新颖、部分内容的授课方式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一门课由多个教师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不同教师的见解和讲授风格，却无法使学生完全吸收理解每位教师授课的内容，此外教师授课时间不足也导致了教学任务无法完成。除此之外，教材内容的冗余、枯燥等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的经济体制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978－1987年的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变迁阶段、1988－1991年的中间扩散型变迁阶段、1992－2002年的市场需求诱导型初步形成阶段和2003年至今的市场需求诱导型深化改革阶段。我国从以中央政府为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向企业成为投资主体的投资体制变迁，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市场引导、企业自主、银行独立、融资方式灵活、中介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因而，在此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实现的前提下，应针对投资体制的变化，对教材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
2．2投资经济学课程调研及结果
鉴于目前投资经济及管理专业对教材改革的需求，对2008级、2009级两个学年的已学过此课程的学生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投资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情况、课程内容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意见及建议。以第一手数据资料为基础，为投资经济学教材改革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建议。
2．2．1基本情况
在设计问卷的过程中，我们从教材内容及教学方式为主要调查方面，要求学生从几个选项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本问卷共有17道问题，其中有两道主观题。共发放纸质问卷60份，回收问卷53份，有效问卷为53份。其中，调查的学生为2008级和2009级两届投资经济及管理专业本科学生。
2．2．2调研结果分析
(1)教学内容与培养目标不符。
《投资经济学》针对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应为: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投资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与投资经济学相关的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掌握处理实业投资、金融投资、风险投资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能够将投资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实践之中，具有较强的投资组织与决策能力;熟悉国家有关投资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国内外投资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6．6%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不符合学科要求;47．2%的学生认为教材没有充分注重学科的交叉;只有1．9%的学生认为及时地引入了最新成果;还有32．1%的学生认为教学与实际业务联系不够密切;只有39．65%的学生认为课程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还有26．4%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不能满足培养需求;37．7%的学生对课程学习对未来择业是否有用存在怀疑。从目前已经出版的《投资经济学》的内容来看，大多数的版本包含投资经济学概述、投资与经济发展、投资环境、投资的宏观调控等章节，而大多数教材将重点放在虚拟投资上，忽略了实体投资的重要性。同时，在教材的章节之间缺少逻辑关系，阻碍了学生们对投资经济学整体脉络的把握。除此之外，大多数教材重理论而轻实践，不仅无法使学生学以致用，还阻碍了学生创新精神的发展。以上几点都脱离了投资经济学原本的教学目标。
(2)教学形式单一。
传统的教学形式多是填鸭式的教学，学生在学习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进行试验之后，以5位教师组成的教师团队对投资经济学课程进行教学，以案例教学的形式进行。此次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进行改革后81．1%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的效果好;92．5%的学生认可改革后的课程教学形式;86．8%的学生认为改革后的教学形式可以满足教学需求;84．9%的学生认为改革后教师授课效果很好。但是依旧存在30．2%的学生认为教师的讲授方法、教学内容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不够;还有大多数学生希望以开卷和论文的形式作为考核方式。
3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调整的对策建议
结合对投资经济及管理专业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分析，本文提出对策如下:
3．1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改革
(1)整合课程设置，避免脱节和重复。
《投资经济学》原有教材内容逻辑关系不密切，依照各种分类依据进行的分类使得一些内容在不同章节都有涉猎，存在脱节和重复的现象。在进行改革时，应注重各部分教学内容的逻辑关系以及连贯性，避免脱节和重复。
(2)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
投资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学科，其学科内容的跨度、深度都较大，在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
(3)注重综合素质教育。
在教授学生们知识的同时，也注重其思想道德素质、综合能力发展等方面的培养。
3．2对教材内容进行改革
教师应该拓宽教材现有内容，及时将最新学科发展动态和科研成果融入到教材中，或者在教材建设过程中将其他的导读导教教科书与大量的指导性阅读书籍有机结合。针对调查中突出体现的教材内容与培养目标不符这一问题，在进行教材建设的过程中，要考虑培养目标的重要性，注重学科的交叉。同时，还要考虑到学生未来就业或深造时可能用到的实际业务，将教学与实际业务相联系。
3．3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1)课堂教学从传统灌输性教学向探索性教学转变。
探索性教学是一种由教师指引学生分组共同协作，不断提出问题，并分析、解决问题的新型课堂教学方式。这种课堂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高效吸收，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提供了可能。
(2)实验教学从验证性实验向综合性实验转变。
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把综合性实验解释为“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综合性实验可以弥补传统验证性实验的不足，提升学生对问题的综合分析以及解决的能力。
(3)考核方式从应答性考试向创作性考试转变。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深化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一种是沿袭传统的高等教育观,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知识传授为主线,强调打牢基础理论知识,拓宽专业口径,注重理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朝国际经贸专业理论研究型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低,难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岗位的实际需要。另一种是在国外职业培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该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特定岗位实际需要的专门技能为中心,以该专门技能所需的实用知识为基础,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可见,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知识、轻关联知识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都存在局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优化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先弄清专业课程体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依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曾经指出:“课程选择决定于目标设定”。这就是说,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国际经贸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外贸业务实践能力、洞察国际市场趋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驾驭市场的能力,适应外经贸行业岗位群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③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呢？让我们转向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通过它所决定的专业培养目标来影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该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
首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外贸行业岗位群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对准岗位设课程”是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而要关注整个行业岗位群或职业群所需的各个方面知识技能。为此,我们考察了三百多家进出口企业的外贸岗位对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最后将外贸岗位群实际工作所需的能力确定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WTO规则、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进出口业务流程、外贸合同商订等共14种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但是,这些知识技能的有效运用将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关联知识技能作为支撑。同时,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都希望高校国际经贸专业的教育教学能与外贸岗位对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能独立胜任外贸岗位工作,实现零距离上岗的毕业生。约有83%的用人单位把就业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摆在了首要位置,还有二分之一的单位对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说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外语知识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应包括外贸岗位群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寻求与此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课程的支撑。
其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学生就业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对对1400多名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91.3%的学生认为他(她)们来高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此,专业课程的设计与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要教给学生就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职业岗位体系由于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而且就业者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年内有37％的社会成员改变职业,而不是简单地调换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研究预测表明,20岁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内,职业的变换将会达到6—7次之多。就业的经常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的选择,这就向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课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初次就业(职业入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关注明日择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仅应使学生在受教育后获得就业准备,而且应获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甚至向更高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与能力,以增强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基于这些考虑,适当扩展该专业学生的语言、写作、数理、心理等基础学科知识技能和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将十分必要。
再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愈来愈短,并且呈现技术走向综合化、精确化等特征。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必定会直接影响社会职业岗位的变迁。工作现场技术的持续更新会不断地促使传统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与精确化特征又必然促使职业知识技术含量普遍上升,要求技术型人才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国际贸易的方式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外贸岗位技能的变化,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促使外贸单证无纸化,外贸经营网络化,外贸管理信息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外贸岗位实践能力的形成日益需要相关理论知识的支撑,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高技能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第三产业持续迅速发展(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并逐步取代工业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产业中心。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房地产和咨询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会引起该产业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如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的全部就业者中,90%从事第三产业,而且会引起该产业内各行业间以及行业内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职业岗位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会使得社会的某些职业岗位大批地消失,又会有大批新的职业岗位增加。如美国近5年有7000多个职业岗位消失了,但又新增了8000多个职业岗位。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产业持续稳步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1,73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居全球第三位。2007年的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8%),同比增加19.5%,首次超过美国的11,63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这标志我国对外贸易已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行业的岗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岗位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外向型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化,外贸岗位群出现了综合化与细分化双重趋势。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由于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设计符合各类企业的多重需要。
3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思路
根据上述三种需要,结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特点及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我们构建了“一根主线、”“两个强调、”“三个突破”、“四个加强”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体,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语言、写作、数理、计算机和哲学等基础知识技能为重点,基础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应适当加强,特别是应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应以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为重点,并应当适度拓宽其口径,应选择关联性、针对性与应用性较强的,淘汰较弱的;专业知识技能课程的口径不宜过窄,应针对外贸业务岗位群而不应针对某种外贸岗位设置,经济学、贸易学和计量学等专业基础必须夯实,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口径可适当放宽,并增设一些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择业机会;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把职业道德、态度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实践技能的课程设置之中,把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合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德、智、能、体、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合格的国际贸易高级应用型人才。“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课程观,树立厚基础、重实践的新型课程观。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专业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突破“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观,树立既重知识传授又重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三是突破理论知识课程与实践知识课程相互分割的教学观,树立两者相互融合的教学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同培养。
根据上述课程体系的优化方案,我们对原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整合取舍。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我们适当提高了英语、数学、计算机应用和哲学的授课学时;在关联课程中,舍弃了《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课程,增设了《投资理论与实务》,并把《会计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和《金融学》等课程重构为《会计原理与实务》、《管理知识与实务》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在专业基础课程中,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中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取舍整合,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重复,并把《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整合到《国际贸易学》中,将《WTO概论》重构为《WTO规则及其应用》,增设了《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含前沿理论、前沿政策和前沿实践)和《反倾销知识》等课程,以支撑该专业学生把握国际贸易前沿动态和应对反倾销的实际需要;在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中,我们增设了《商品学》、《商务心理学》、《社交礼仪学》、《国际经贸地理》、《经贸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增加了《通关实务》、《外贸单证操作》、《国际物流与保险》、《国际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必修课程的授课学时;在选修课中,我们增设了《中外文化比较》、《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人文知识课程和《创新方法论》、《创业理论与实践》等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在此基础上,精心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业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国际贸易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整合课程体系(参见图1)。同以往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比较,该整合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设有基础、关联和专门三个必修课程模块,三个模块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4∶3∶3优化为3.6∶3.1∶3.3。每个模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
(2)整合课程体系不是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某个具体职业岗位,而是面向国际贸易这个专门的行业岗位群,课程的导向具有更宽泛的就业范围;
(3)整合课程体系设有理论知识课程、应用知识课程、实践技能课程三个不同层次的课程,各层次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5∶4∶1优化为4∶3∶3,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渐次提高各种能力;
(4)整合课程体系突出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兼顾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都有实践技能的训练。在基础课程模块中,有英语交流、计算机应用、公关协调和计算机应用等技能的训练,学生必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得相关证书;在关联课程模块中,有会计实务、管理实务、金融实务、投资实务等技能训练;在专门课程模块中,有进出口业务、国际电子商务和国际市营销等技能训练,而且每种类型的专业技能训练又设有若干技能实训项目,如进出口业务技能又分为国际商务流程模拟操作、通关实务操作和外贸单证操作等技能实训。整个课程系统的专业技能实训都与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接轨,并与相关职业岗位实际需要的实践能力实现对接。
(5)整合课程系统是开放的,具有专业拓展的灵活性,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技能课程、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基础上,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的不同类别知识技能课程,以适应外贸行业不同岗位就业的需要,或适应向相邻职业岗位升迁的需要。
参考文献
[1]Finch,C.R.&Crunkiltion.J.R.(1999)CurriculumDevelopmentin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Planning,ContentandImplementation.Boston.AllynandBacon.
[2]王涛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改革[J].大学教育科学,2008(5).
一、政府会计面临的挑战
（一）会计的体系不适应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尽管对预算会计管理体系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正式规范的标准体系，随着部门预算的编制和国库集中收付制等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客观上要求将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统筹考虑，构建一体化政府会计。只有明确了预算会计的分类，才可以明确各个类别会计核算的目的，根据其活动目的考虑其会计核算的特点加以规范，以充分满足各类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二）核算的内容不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政府职能的转换强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受人民之托，用人民的资金，来管理国家的各项事务，包括对国有资产管理、债务管理和财政资金的使用实施有效的管理和监控，而这些都离不开政府会计的改革和政府财务报告所提供的科学、合理和完整的会计信息，而信息是由政府会计核算的内容所提供的完整准确的数据所支撑。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实质上只是财政收支会计，核算内容主要是财政收支活动，没有覆盖全部会计要素，特别是在诸如固定资产和长期负债核算和管理方面有明显不足。政府的固定资产只由行政单位会计记录，各级政府的财政总决算并不反映固定资产情况，对长期负债以及其他政府债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和核算。所以政府会计核算的内容，不能全面地反映政府的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的整个财务状况，越来越不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三）核算的基础不适应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行政单位会计核算采用收付实现制，事业单位除经营业务采用权责发生制外，其他业务也采用收付实现制。收付实现制是以收到或支付现金作为确认收入和费用的依据，会计只确认实际收到现金或付出现金的交易事项，能如实反映预算收支结果。但是随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采用收付实现制基础的局限性逐渐凸现。如：
1.不能反映那些跨年度的大宗采购项目、当期虽已发生但尚未支付的部分资金，从而会导致预算资金结余不实；
2.往往会混淆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使这些资产的管理和监督失控；
3.不能揭示未来的承诺、担保和其他因素形成的或有负债，政府潜伏的隐性负债和财政危机也会被掩盖[2]。
（四）会计财务报告不能满足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的需要
政府财务报告应关注整个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和运营绩效，应完整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运营情况和现金流量，有助于解脱政府公共受托责任，满足人民大众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要。政府财务报告与政府预算不同，政府预算反映当年预算收支的现金流量情况，政府财务报告不仅反映预算收支，还要反映政府的资产和负债情况；不仅反映当年预算政策的执行结果，还反映以往决策累计的财务效应，是政府决策和公众了解政府绩效的重要信息来源。我国目前政府会计财务报告过分强调以预算管理为中心，只侧重预算会计信息的披露而忽视了政府会计涉及的其他重要内容。如：政府的受托责任；长期资产和长期债务的计量等问题，因而远不能满足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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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会计改革的几点设想
（一）明确政府会计体系、制定统一规范的政府会计准则
我国一直以来没有区分预算会计和政府会计，根据我国预算会计所具有的特征，我国的预算会计不仅不是政府会计，甚至还不是完全的预算会计，充其量只是反映预算资金流转过程的预算执行会计。与西方国家的预算会计相比，我国的预算会计还不够完整，与西方国家的政府会计相比，差距更大，可以说我国至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府会计。因此，从预算会计拓展为政府会计，不仅是改变名称的问题，而首先是转变整个预算会计观念的问题[3]。随着我国政府会计的建立和完善，其会计规范必将从制度模式逐步向准则模式转变。因此明确政府会计体系，并制定出一套结构科学、内容完整、先后有序、概念统一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会计准则是政府会计改革的基础。
（二）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
1.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总体设计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政府会计领域，推行完全的权责发生制会计的国家还是少数，大多数国家在政府会计改革上都是循序渐进地推行权责发生制会计[4]。借鉴西方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转型时期，还没有统一的政府会计准则，加之政府会计的财会人员业务素质有待提高，因而，决定了现阶段我国政府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总体设计应该是：初级阶段采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基础，即原则上采用收付实现制，对某些特定业务则偏向于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如：预算支出中的退休养老金；政府采购中跨年度资本性支出，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等；改革中期随着政府会计体系的完善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规范，扩大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基础范围，直到最后实行完全统一的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
2.政府会计特定业务权责发生制的改革
（1）固定资产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的改革
对固定资产的购置成本进行资本化，并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和持续经营的假设进行分期确认和分摊固定资产的成本，建立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制度，设置“累计折旧”科目，作为“固定资产”的备抵科目，同时，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固定资产”项目下，增设“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净值”项目，以反映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这样才能在成本中体现出固定资产的损耗程度及现有的生产能力，同时保留在账面上的一些完全失去使用价值或早已不存在的固定资产能够得以及时处理，从而使固定资产账实相符。
（2）社会保障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的改革
对于政府财政总预算会计，政府财政应按权责发生制预算要求、社会保障需求本期应分担的经济责任列入年度支出预算；预算单位对未来社会保障需求应负担的经济责任，应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列报当年支出。
（3）长期负债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的改革
对政府长期负债的会计核算方面，建议对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分别处理。对直接长期债务，如：政府直接借入的各类债务等，建立还贷准备金，核算分摊的长期债务，并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对利息进行分期核算，从而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并全面反映政府财政债务的真实情况；对或有债务，如：政府提供担保的债务等，参照企业或有负债处理原则，增设“预计负债”科目核算，并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预计负债”并在报表中列支。
（三）扩大政府会计核算内容、完善财务报告体系
目前，政府的财务受托责任问题，已日渐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政府是一个社会管理机构，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实体，承担着人民交付的财务管理职责。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其会计核算内容既不能满足预算管理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国有资产管理的要求，更不能提供全面、完整反映一级政府财务受托责任的政府会计财务报告，因此，为了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相适应，应在引入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扩大政府会计核算内容、完善财务报告体系，如：增加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的核算内容，并提供实际执行与计划、预算比较信息，并通过财务报表附注提供大量重要财务信息（如或有负债的说明等），以便对政府业绩进行正确的界定和评价。
[参考文献]
[1]陈穗红、石英华《美国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特点与我国政府会计基础改革问题研究》2005年5月18日
[2]章江益《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会计的特色》中国财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