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6 18:47:31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资本管理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关于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框架，会计理论界曾出现过许多的观点，尤其以安东尼教授提出的理论构想最具代表性，因此，我在此就在安东尼教授的观点引导下做一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框架分析：
1.关于会计要素问题。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它把会计对象用会计特有的语言加以表述。另外，它还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项目，会计恒等是描述了各个要素的数量关系，按照安东米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在资本成本会计中，会计恒等式应修改为：“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主体权益”。与此变化相适应，安东尼教授对会计要素及其相关问题也进行了讨论。①单独设置“业益”要素。会计要素及其设置数量的多少，主要应该取决于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虽然会计要素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综合信息，根据安东你教授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构想应该单独设置“业益”要素取代原来的“净收益”或“全面收益”要素。它在数量等与资产总额与负债和股东权益之和之间的差额。其主要来源是主体的经营活动。②对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要素的重新定义。安东你教授认为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无法提供解释会计主体实际发生情况的信息，同时，它对“资产”要素的定义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因此，安东尼教授在资本成本会计中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要素的概念作了重新定义，具体表述如下：①资产是主体的资本存在形态。资产包括货币性项目、未耗用成本和各项投资。其数额未凝固在各种资本存在形态上的数额。②股东权益反映由股东提供的资本数额。它包括股东直接投入的资产以及这些资本的应计利息。
2.关于会计目标问题。会计目标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必然趋势，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表现位于其应达到的目的。它的基本目标时提供有助于人们进行有目的的控制和决策的财务信息计其他有关信息，这是一切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所共有的，并不以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变化，资本成本会计业不例外。但是，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仅仅确认显现成本，即债务资本成本，而没有确认隐含成本，即权益资本成本。安东尼教授认为资本成本中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因此，在资本成本会计中，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有目的的控制和决策的财务信息中应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成本，既包括显现成本，又包括隐含成本。
3.关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问题。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在西方财务会计文献中早已存在。例如：美国会计学会认为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符合相关性、可验证性、公正不偏性和可定量性四项准则。资本成本会计信息在质量特征方面也符合这四项准则。①就相关性而言，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中的隐含成本，对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游泳性，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的回答是肯定的。②就可验证性而言，对于资本成本会计的权益资本成本计量来说，它是指根据相同的数据和方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专业人员进行权益资本成本的结算，应该得到基本相同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得到相同的数据并不难以实现，因为在高度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下，模型中所取得有关变量树脂相同，计算结果也会基本相同。③就公正不偏性而言，它要求会计信息的提供和传递过程中不渗入个人偏见，以免损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既然权益资本成本计量具有可验证性，那么，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可以通过权益资本成本计量结果来进行验证，从而敦促会计信息系统遵循公正不偏性准则。④就可定量性而言，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
4.关于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原则问题。会计假设侍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是最基础的一个层次，使整个财务会计结构的基础，是会计理论的最高层次，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具有普遍有用性。资本成本会计作为会计的分支，它只是强调在确认成本是，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在会计所处环境、核算对象等方面无很大区别，因此，财务会计上的四个基本假设：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仍然适用于资本成本会计。
会计原则既是会计假设的延伸，以沟通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又是对会计实务中存在的某些共性的高度抽象。它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资本成本会计，只是在稳健性原则的问题上，有些争议：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在确认权益资本成本时，借记“资本成本”账户，贷记“留存收益”账户。据此，有人认为这是在计量权益资本成本的同时，也就确认了权益资本收益，在收益实现前便确认的做法，违背了财务会计的稳健原则。但若从资本成本会计的角度看，事实却不尽如此，①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方法夏，企业当期的净收益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和真实利润两部分。若把本应属于成本的部分作为净收益，实际上是高估了当期的净收益。如果按照稳健性原则的定义，应该说，违背稳健性原则的不是资本成本会计而是现行财务会计。②随着经济环境的变革，经济流动的不断创新，旨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稳健性原则及其相依存的实现原则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工具创新，现行财务会计的理论如会计的确认基础、会计的计量属性等将受到冲击与挑战，因此，稳健性原则仍应作为资本成本会计的一项基本原则。
5.关于安东尼教授的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的简略
安东尼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主要涉及两个问题：①资本城本，尤其是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问题；②资本成本会计本身的问题，即如何将权益资本成本计列于产品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安东尼教授分别提出了设想，首先，第一个问题，他建议可以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确定权益资本成本率；其次，第二个问题，它在题为“权益资本成本”的论文中对资本成本的核算程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一部分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重点论述。
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框架的影响
第一、资本成本会计是连接财务会计与管理块的桥梁
在现行会计理论体系中，财务会计主要侧重于“对外”，管理会计主要侧重于“对内”，资本成本会计则起到了两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它“对内”可提供决策信息，以有效控制企业所有资金的使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益，“对外”可提供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不仅可让投资者更深入的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还可为国家、主管部门和银行等提供制定有关政策的依据。
第二、资本成本会计协调了会计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对于费用或成本的解释从来就有其高度的理论概括，而“会计学则会因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其各项要素以不同的构成内容”。另外，经济学认为，企业所有资本的来源都是对一定资源的占用，应该是有偿的。资源的机会成本也应该是成本的一部分。资本成本会计是两权分离的产物，权益资本成本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机会成本，在经济学的收益计算中，它是被扣除的部分。然而在会计学中，权益资本成本却与债务资本成本一样，都是能较为直接的取得的社会资本形式，对资本所有者与使用这而言，其经济意义是相同的。而且，在会计上，在我国的现行的现金流量表里，把利息收入和股利收入同化分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把利息支出和股利支出同化分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这更加表明，权益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在资本成本会计中，将权益资本成本作为成本项目，在收益中减除，是与经济学一致的。
1.1优化前存在的问题
优化前湖南省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部门的组织机构设置基本参照上级管理部门组织结构而相应设置，是较为典型的条块化管理模式。该模式在日常业务的开展上有其固有的优势，但是随着外汇管理改革的深入，特别是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稳步推进和国家行政管理方式的发展，该模式在一些方面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部机构缺乏必要的内部约束监督机制。部门内设综合、投资管理、外债管理三个科，十五个岗位，分别对资本市场业务、投资管理业务、外债管理业务实施监督管理，存在业务条块相对独立，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等问题。各个条块的业务工作，只有事前的审批程序，而缺乏相应的事后监督，各条块业务工作的合规性主要靠审批人员自觉执行内控制度。二是无法满足管理理念转变的要求。随着外汇管理改革的深入，工作重心将逐步由事前审批向事后监测分析和非现场核查转变。优化前为避免“一手清”问题，客观上要求每个科室至少三人，其中投资科在集中年检的时间段还是会出现人手紧张的情况。由于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都集中在日常业务处理上，无法保障监测分析和非现场核查工作开展，“五个转变”的理念难以落到实处。三是难以满足主体监管思路和跨业务的特殊个案处理要求。在外汇管理改革大力推进的过程中，企业对于突破现有政策框架，通过创新融资模式来降低成本费用的动力较强，业务条块交叉的特殊个案明显增多;与此同时，外汇管理部门各业务之间的资源共享程度有限，难以全面把握单一主体的需求，难以对单一主体实施有效评估，容易产生监管与服务的滞后性，难以落实“五个转变”的主体监管要求。
1.2优化的思路与可行性分析
总体思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应用工业工程理念，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业务流程和业务量进行分析，在不增加人员配置和办公资源的情况下，抽调人员专门负责事后监测分析和非现场核查工作。二是解决条块化管理模式下，内部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问题。三是以主体监管思路为指导，保障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别是解决如集中联合年检期间的人手不足问题等。从岗位设置看，湖南省分局资本项目管理处原内设综合科、投资管理科和外债管理科，三个科十五个岗位，处内正式在编人员11名(正副处长各1人)，如下表所示:对岗位进行分析，发现三个科中的岗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通过合并与重组，以上述三类岗位分类设定科室，即内设业务管理科负责前台业务工作，监测分析科负责事后监测分析、非现场核查与调查研究，综合科负责部门行政工作与内控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其岗位设定与职责大致如下：
2.应用评价
一、风险项目的资本成本估计方法
公司资本预算决策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是新投资的应得收益率或基准率。决定应得收益率并从而决定一个项目资本成本的主要因素是该项目的系统性商业风险，也就是项目营运现金流的系统性风险。下面笔者介绍国际上大公司所普遍使用的资本成本估计方法。
1．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进行项目评估。
现代财务理论的一个中心原则是，一项投资的应得收益率应该依赖于其产生的现金流的风险。国外的多数大公司都采用具有风险调整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进行项目评估。在这种方法中，对于债权和股权的税后现金流用贴现率iWACC进行贴现，以反映债权和股权资本的税后应得收益率。这样就得到了净现值（NPV），它反映的是投资的未来期望现金流的现值（E［CFt］）减去初始投资后的部分。即：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是根据iWACC＝［（VB／VL）iB（1－TC）］＋［（VS／VL）iS］得到的。其中，公司的市场价值（VL）等于公司债券的价值（VB）加上公司股票的价值（VS），iB和iS分别是公司债券和普通股的应得收益率，TC是公司的边际税率。债券的应得收益率通常接近于公司的借款成本，普通股的应得收益率则是一个难以估计的变量。
加，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的方差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不同证券之间的（N－N）个协方差，而这N种证券各自方差的影响将越来越小。因此，决定投资组合风险的是资产之间的协方差，而不是单个资产的方差。
单个资产的风险中不能通过在一个大的投资组合中持有它来分散掉的部分被称为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不能分散的，它由整个市场范围内的事件引起，例如经济增长、政府支出的增加、投资者对于资产价值认识的改变等。单个资产的风险中能够通过在一个大的投资组合中持有它来分散掉的部分称为非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包括所有只对单个公司产生影响的事件，如罢工、高层管理的变更、公司销售情况的波动等。非系统性风险可以在一个大的投资组合中分散掉，因此它不会得到风险补偿。投资组合理论的核心在于，投资者关心的是资产组合的期望收益和风险，而不是独立资产的期望收益和风险。
3．应得收益率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一些附加的假设，威廉·夏普（WilliamSharpe）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股权的应得收益率是通过投资收益率Rj对市场收益率RM的回归，即Rj＝αj＋βjRM＋ej来确定的。其中，αj和βj是回归系数，ej表示围绕回归线的随机误差。一种资产的系统性风险或者beta值（βj）由ρjM（σj／σM）来测量，其中，σj和σM分别表示投资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的标准差，ρjM是投资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的相关系数。
这样，由上述回归估计出的股权beta系数就可以用到证券市场上，以估计股权的应得收益率Rj。即：Rj＝RF＋βi（E［RM］－RF）。其中，RF是无风险利率，E［RM］－RF是市场在RF基础之上的风险补偿。beta系数表示股权价值对市场组合变化的敏感性。无风险利率反映的是资金在无风险投资中的时间价值，它构成了风险调整贴现率的基础。由该方程所描述的直线将一种资产的应得收益率表示成无风险利率、市场风险补偿和该资产的系统性风险或beta的函数。
4．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分割与相应的市场组合。
如果各个国家对于相同风险的资产的实际应得收益率都相同，就可以认为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体化的。由于存在跨国资本流动的限制，我国的资本市场与其他国际市场仍然是分割的。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包括市场摩擦（如政府控制、跨国交易的税收和交易成本）、获取市场价格和信息上的不平等。由于这些资本流动存在着限制，我国的资产应得收益率有可能低于其他国际市场对具有可比风险的资产所要求的收益率。
在一个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中，CAPM中的市场组合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内、以市值为权重来构造的分散化的证券组合。在决定项目贴现率时，相关的风险是该项目相对于世界市场组合而言的beta系数。但是大多数国家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完全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公司仍然采用本国的市场指数来代表市场组合。美国的公司通常选取美国的市场指数，例如纽约股票交易所综合指数；而日本的公司则选取日本的市场指数，例如日经225指数。随着经济和货币的一体化以及欧元的引入，欧洲的公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采用本国的市场指数转为采用欧洲的市场指数。随着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逐步推进，资本成本的估计也日益倾向以世界市场组合或者世界与本国因素的综合为基准。
二、选择无风险基准率的基本推理
尽管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已经给出了建议，我国许多的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使用无风险利率或银行存单利率作为所有新投资的基准率而不计风险。使用无风险利率或银行存单利率作为基准率的一个理由是，政府可以按此利率借款并为新的投资项目筹资。因此，一些公司经理们认为，新投资的应得收益率应该达到这个基准率以向政府提供回报。
这一推理忽视了财务理论的一个中心原则。从股东的角度来看，基准率是由资金的使用而不是资金的来源所决定的。公司对特定的资产应该采用特定的贴现率，以反映特定投资的机会成本。这就需要将项目的应得收益率与金融市场中具有可比风险的其他资产的应得收益率进行比较，并且要求该项目至少能够提供和资本市场中其他可行项目一样高的应得收益率。政府的借款成本与资金如何使用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拥有较高系统性风险的项目应该要求较高的应得收益率，以补偿其增加的风险。
三、使用无风险基准率的影响
1．对股东的影响。
假设我国一个公司的经理正在考虑投资一个煤矿，该项目的投入为1500000元，投产以后每年将得到100000元的期望现金流，并且将延续下去。政府的借款利率是5％。该项目的beta系数是1．0，风险调整后的应得收益率是10％。在政府5％的基准率之下，该投资项目将得到一个“显然的”净现值500000元（100000÷0．05－1500000）。但是，这个净现值没有将投资的系统性风险考虑在内。在10％的市场应得收益率下，这个投资项目将以1500000元的成本产生一个现值为1000000元（100000÷0．1）的资产，风险调整后的净现值为－500000元。显然，这个在政府的借款利率之下被视为正净现值的投资项目，是不会被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所采用的。
如果对于低风险和高风险项目都使用5％的基准率，将会误导投资者偏好具有高期望收益率的项目。长此以往，使用银行存单利率作为基准率的我国公司的资产组合将会倾向于高期望收益率的项目。这些资产组合中的很多项目也可能具有较高的风险。从资本市场观点来看，其中的一些高收益、高风险的项目将是有损公司价值的。
2．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影响。
首先，我们的很多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是由政府创办的，很多高等工校也是由政府创办的。学校领导由教育行政部门指派，教育经费由财政拨付，课程设置、教材教法和招生人数也由教育部门管理。教育决策和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会造成教育过度，尽管我们取消了国家分配，实行了自由择业，双向选择，但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管住了生产供给的一头，又没有激励，也没有办法掌握需求，更加剧了教育的结构性失衡，造成一些专业人材过剩，毕业后无法就业，另一些专业不足，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由于官办，国家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教育经费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由个人负担的教育成本相当于全部教育成本的1/3-1/4，于是出现了高学历热，大量资源投入价值不高的高学历教育，产生了教育深化过度的。一方面，MBA招生拥挤不堪，某校招收400人，报考的达5000人，另一方面，毕业后大材小用，高能低就。
其次，，由于户藉制度和农地制度，再加上城市政府的就业歧视政策，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不仅城乡之间是分割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和农村之间也是分割的，虽然进城农民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但其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也是分割的。由于市场分割固化了不同城市之间就业机会和未来机会之间的差异，而大城市适合高学历者就业的机会多，未来的发展机会也多，很多大学毕业生都选择留在大城市，而不愿离开城市，因为一旦离开，就很难再回到城市。由于有太多的大学生，城市相对而言高端市场上就出现了拥挤现象，他们只好追求更高的学历以便在众多求职者突显自己。市场分割不仅造成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而且提高了流动成本，在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或者流动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劳动者倾向于在区域内寻找工作，于是就会出现某些地区高学历人才过剩的情况。
不仅如此，技能投资具有资产专用性，也就是说，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和一定的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人力资本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做他用，除非在转移过程中愿意蒙受巨大的价值损失或生产力损失。工人技能投资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虽然工人掌握了某种技能，但是企业内部并没有这种岗位或者这种岗位没有空缺，那么，工人的技能投资就不能提高他的边际生产力，从而提高他的劳动报酬。这就会降低工人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二是虽然工人通过技能投资提升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是，市场风云变幻，他所就业的企业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被迫裁员或破产，那么工人就有可能失业。如果企业外部存在很大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那么，上述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降低。在企业内部没有空位的情况下，工人可以选择跳槽，到同一行业的类似企业就业，找到适合自己发挥技能的岗位。在企业裁员或破产的情况下，只要该企业受到的冲击不是行业性的，那么，工人可以在别的类似企业找到工作。但是，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情况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某个地区或某个城市，从事某个行业的只有一两家企业。在一家企业受到冲击的情况下，该地区可能就没有其他替代企业了。即使有，吸收能力也有限。因此，如果工人不能自由地跨地区流动，那么，工人的行业技能投资就会迅速贬值为零。他们要么失业，要么从非熟练工人重新做起。
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扩展可以减少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因为一旦受到冲击，人力资本拥有者容易在流动性大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相似的工作。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大大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业专用风险，提高人们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由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地域风险，可以部分解释我国大学生奇特的就业观。我国大学生择业时首先考虑的是城市，然后是单位，最后才是职业。而在国外，一般人们就业首先考虑的是职业，然后是单位，最后才是城市。
2002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稳定的投资环境、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资本。据统计，2002年在全球外资流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实际吸收外资超过500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位居全球吸收外资之首，并且专家预测在未来几年仍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外资，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对中国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最主要因素是国际投资活动。国际投资可以区分为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两种形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国通过资本的国际转移，将其某种特定商品的生产过程由本国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国家；对外间接投资是指一国借助于国际资本市场，通过资本的贷放行为来谋求资本保值与增值的一种盈利性金融活动。由于直接投资具有促使实际资源转移的效应，其对东道国经济的促进作用远远超过间接投资，因此，本文所指的国际资本流动仅指直接投资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也大幅增长，为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做出了一定贡献，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由于存在投资乘数效应，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必将带来我国经济总量的倍数增长。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624亿元，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总量快速膨胀。2002年实现8％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这个成绩是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大大提升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我国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目前已占国内产业增加值总量的23％；在税收方面，外资公司占总量的18％；另外，外资公司的产品出口量已占到我国总出口额的48％。可见，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2.促进就业水平提高。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长，在国际化生产、销售、出口、就业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跨国公司母公司约有6.5万家，共拥有约8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2001年，跨国公司外国分支机构的雇员约5400万人，而1990年只有2400万人。就我国而言，目前劳动力供给保持持续上升势头，2002年劳动力供给增量约为1050万人，产生了较大的就业压力。而从劳动力需求方面来说，其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据测算，虽然由于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增加，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但仍保持着0.15的弹性系数。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明显地改善了我国的就业状况。
更重要的是，目前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是以新建项目投资为主，在2001年的468亿美元投资中，属于新项目投资的有445亿美元。相对于并购投资而言，新项目投资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就业水平。
3.提高了出口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口量显著增长，从1985年的260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2662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出口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8％。中国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从1985年至2000年，提升予4.5个百分点。
除出口总额迅速增长外，中国在出口结构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口竞争力在高、中技术产品方面提高的速度尤其可观。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比例从1985年的49％下降到2000年的12％。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从1985年的3甲。提高到2000年的22％。2000年中国出口的10种主要产品都是当今世界贸易中举足轻重的产品。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外资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例从1996年的59％上升到2000年的81％，显著地带动了中国的出口增长。
4.拉动了民间投资。当前，全球经济呈现出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特点，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不例外。跨国公司在积极寻求自身在中国经济中合理定位的同时，也带动了国内相关配套产业的迅猛发展，使民间投资呈现出少有的活跃局面。据统计，近几年国内民间投资的增长幅度一直保持在18％左右，对固定资产的贡献率明显提高，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
1.扩大了保险业发展的基础。保险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一国经济状况决定着一国保险业发展的水平。一般来说，市场经济规模越大，保险的需求就越大。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为中国保险业提供了难得的市场契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国保险业发展水平大致可以用保费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3个指标来衡量。自1980年以来的20年中，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下，保费收入也保持超常的增长速度，从1980年的4.6亿元人民币到2000年的1595.9亿元人民币，2002年更是达到3053.1亿元人民币，保险深度在2002年已达到3％，保险密度达到236元。按照国际资本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其对我国保险的贡献度达到20％左右。
目前，外国资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以新建项目投资为主，直接推动了我国工程险及财产险业务的发展；我国产品由于国际资本的参与，提高了出口竞争力，使出口大幅增长，带动了运输险业务的增长；另外，由于就业状况的改善，使人们的收入水平得以提高，为个人缴费型业务的增长提供了契机。可以预计，随着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地进人中国，我国保险行业也必将会迎来一个超常发展的时期。
2.促使保险业经营方式的转变。自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保险业正在发生巨变。然而，与国外保险公司相比，国内保险业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经营上还是保持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下，价格战在争取业务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近几年，外资的大量进入给我国保险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经过国外成熟保险市场的洗礼，外资企业在选择保险公司时不仅仅注重价格因素，而更多的是保险公司的信誉度、产品适应性、服务水平、国际分保渠道等，从而促使我国保险业在经营方式上发生了悄然变化：从过去坐等上门的官商作风到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适合不同层次客户需求的新险种越来越丰富；各种形式的服务活动遍及城乡各个角落；注重偿付能力已成为各家保险公司的共识；诚信得到了空前重视。
如果说保险以外的外国资本间接地推动了我国保险业经营方式的转变，那么外国保险资本则是直接推动了国内保险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作为第一家获准在华经营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公司——友邦保险公司，通过竞争给国内保险业注入了很多新的内容。自友邦之后，以平安保险公司为首，到2001年，国内所有的寿险公司都实行了营销制；在险种创新上，国外保险公司很快就将医疗保险、分红保险、万能寿险、变额保险以及各种各样的附加险引进到国内的寿险行业；核保核赔、精算制度、风险评估、巨灾超赔、内控机制等新的经营管理模式日益被中资保险公司所接受消化；营销机制、运作体制、效益观念、管理模式在中资保险公司内部也在逐渐发生着变革。
3.形成的挑战。跨国公司具有较强的保险意识，且规模较大，是保险业重要的业务增长点。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看，跨国企业一般习惯于使用保险经纪人为其提供风险管理服务。从前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其选择保险公司并不仅仅注重价格因素，这就对我国保险业现行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如何适应这种变化，提高承保技术和服务水平，将成为中资保险公司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改变了人们的保险选择预期。一项调查表明，月收入400—800元人民币的，56％选择中资保险公司；月收入801—1500元的，53％选择中资保险公司；而月收入超过3000元的，只有40％左右选择中资保险公司。在不同的就业模式上，外企人员选择外资保险服务的占52.9％，远超过平均水平。这是国际资本带给中国年轻保险业的又一挑战。
三、面对机遇和挑战，国内保险界应抓紧时机调整战略，谋求发展
1.利用全面开放前的一段缓冲期，练好内功。根据中国入世在保险业方面的对外承诺，入世后三年内，将取消地域限制。因此，对于中国大多数城市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缓冲期。中资保险公司要善于利用这一时期，向已经形成内外资竞争的城市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技术、营销手段及服务举措，夯实基础，赢得更多顾客的忠诚度，形成竞争优势。
2.国际资本流动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资保险公司要善于利用这种技术和经验，在思想观念、经营理念、行为方式、服务意识等方面进行变革。首先要观念创新，破除“小富即安”的保险意识，摒弃价格战的竞争观念，树立符合时代要求和法律规范的市场、效益观念。其次要技术创新，新产品的设计开发必须要经过广泛深入的市场调研，适应市场需求，符合大数法则和精算制度。销售渠道要实现多样化，正视保险中介的作用，开展网上销售和电话销售。三是要业务创新。国际资本给中国保险业积聚了丰富保源，但要把保源变成现实的保费收入，还需要国内保险界去开拓创新。如丰富保险品种、建立“保险超市”、由传统的提供保障服务向综合金融理财服务过渡、由单纯的保险商角色向风险咨询顾问角色转变等。四是要服务创新。近几年来，中资保险公司的服务观念有了较大转变，服务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综观各家保险公司，其服务的着眼点还是在理赔上，是一种被动性的服务，而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因此，如何创新服务品种，如何让出险的和未出险的保户都能感受到保险的好处，将是中资保险公司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
关键字：资本限量现值指数法
一、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业务的不断发展，投资业务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强，公司可同时投资的项目更多的，但是投资资金要求也越来越多，单凭单个企业现有（含自有和能筹集到的）资金已经不够的。另外，招标者为了分散风险，保护自身的利益，一般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承担项目的投资建设，催生了一个项目多个公司合作的问题。在成本效益条件下，公司如何分配现有资金，如何参与投资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呢？
二、定义
资本限量是指企业在进行潜在项目选择时，面临着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所有可行项目投资的情形。资本限量决策就是在现有资金的约束下，如何有效地分配资金的决策。资金短缺是公司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现实性强，投资资本短缺是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形式。产生资本限量的原因很多，一般分“软资本约束”和“硬资本约束”两大类。软资本约束一般是企业内部因素造成的，如股东为了保持控股地位而不想再筹集外部的权益资本，公司本身不想背上过重的负债包袱等；硬资本约束则是企业外部环境影响的，如权益融资条件的约束条件，银行贷款的约束条件过于严格等。公司在面对此情形下，应如何分配现有资本才能实现最好效果呢？我们采取的原则仍是净现值（NetPresentValue）最大。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计算各项目的净现值再进行组合选择，但总工作量大，不符成本效益原则。固我们这里选用现值指数法（或获利指数法，ProfitabilityIndex）。
现值指数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即项目产生的未来各年现金流量的现值之和与初始投资成本总额的比值。该方法主要运用于独立项目和混合项目。独立项目是指每个项目的选择与否不影响其他项目的选择。混合项目则是项目分两个层次，在高层次上，项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在低层次上，项目之间是互斥的。在教科书和期刊中，对此方法计算过程的描述很多，但对其运用前提和不足之处的介绍却是少见。而一种方法的运用前提和不足关系到此方法的正确运用，不明确其运用前提只能是囫囵吞枣，严重的将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那么，在资本限量下的现值指数法运用前提条件是什么？它有什么不足呢？正是本文的特色。本文首先通过对净现值指数法运用前提的阐述，进而逐步放宽前提条件，最后指出该方法的不足之处，以达到给读者对此方法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三、前提条件
首先我们必须把资本限量区分为单期资本限量与多期资本限量，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重点介绍单期资本限量。单期资本限量，顾名思义就是资本限量只发生在当期，而在以后各期的资本是充足的；多期资本限量则指资本限量超过两个投资期。在单期资本限量下，ACCA认为前提条件如下：（1）项目具有时间效应，即只能在当期从事，不能被推迟；（2）各项目的产出是确定的，不考虑相关的风险等因素；（3）各备选项目具有可分割性，即可投入部分资金获取相应的未来现金流量。在以往的教科书或是一些文章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例子是自有资本刚好能被备选项目完全使用完。然而这种巧合的情况在现实中是很少见了，更多的是公司现有的可用投资资本与项目所需的资本往往是不相等的，所以这些假设在实际投资中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用性。第一点的假设广泛存在于竞标项目；第二点的假设其实在互斥项目上也是存在的，主要影响折现率的最终选择与确定；第三点广泛存在于系统工程的承包，如几个公司联合一起承担工程，公司也可以将自己承担的项目分包给二级分包商等。
四、计算分析过程
首先，我们介绍资本限量下现值指数法的计算步骤：
第一步，计算各个项目的净现值，进而计算项目的净现值指数PI。
第二步，如果PI<1，则立即淘汰该项目；如果PI≥1，则说明此项目符合可接受的必要条件。
第三步，对所有PI≥1的项目进行排序，同时计算各项目相应的净现值。
下面我们通过比较净现值法与现值指数法在资本限量下独立项目中的运用，来说明现值指数法的优越性。为了便于比较，我们略去各项目现值的计算过程，直接给出各项目未来产生的各年现金流量现值之和。
例：我们假设目前公司现有资本700万，各项目的初始投资额和各年现值和的资料如下表所示：
table-1：单位：万元
项目初始投资额C各年现值和(PV)净现值（NPV）PI(PV/C)按净现值排序按PI排序NPV/C*
A(100)120201.20430.20
B(150)160101.07550.07
C(200)250501.25210.25
D(250)280301.12340.12
E(300)370701.23120.23
*NPV/C比例与PI排序结果是一致的按表table-1的资料，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目的净现值（NPV）、PI和各种排序。
（1）按净现值排序，700万资金的分配和公司最终所得的总净现值如下表所示：
table-2：单位：万元
项目按净现值排序分配额净现值（NPV）
E130070
C220050
D320024*
合计700144
*24＝30*（200/250）（2）按PI排序，700万资金的分配和公司最终所得的总净现值如下表所示：
table-3：单位：万元
项目按PI排序分配额净现值（NPV）
C120050
E230070
A310020
D410012*
合计700152
*12=30*(100/250)从table-2与table-3的总净现值（NPV）比较可知，按PI排序取得的最终净现值和大于按净现值排序取得的高8万元（152-144）。
现在我们放宽第一点前提条件，假设所有的项目在一年后仍可以从事，如招标方在当年因某种原因而将招标项目推迟一年进行，那我们应如何选择呢？这里我们仍使用最终净现值最大的原则，关键的是如何安排哪些项目在第二年执行可取得最大净现值。我们的方法是比较前后年执行同一个项目下哪个项目产生的损失最大，损失越大的项目优先分配投资资金。现在我们仍沿用上述的例子来说明。首先我们仍须先选择备选项目，我们按PI顺序选择了C、E、A、D项目为例，如下表所示：
table-4:单位：万元
项目初始投资额C1年现值和(NPV)0年现值和
（NPV）*现值损失（LOSS）LOSS/C排序结果
A(100)2018.181.821.8％3
C(200)5045.464.542.3%1
D(250)3027.272.731.1％4
E(300)7063.646.362.1％2
*假设公司使用的资本成本为10%，如18.18=20/(1+10%)从table-4的计算结果可知，LOSS/PI确认的顺序为：C、E、A、D。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放弃C项目，损失最大；选择放弃D项目，损失最小。固NPV计算结果如下：
table-5:单位：万元
项目初始投资额C0年现值和(NPV)1年现值和
（NPV）NPV
C(200)5050
E(300)7070
A(100)2020
D(100)3012
D(150)27.273016.4*
合计168.4
*第二年年初投资150万，16.4=27.27*(150/250)，其中27.27是指第1年年末产生的现金流折现为0年时点的现值第二点“各项目的产出是确定的，不考虑相关的风险”主要涉及项目未来现金流的风险问题，反射到我们评估方法上主要与折现率有关，不妨碍净现值指数的运用。在此我们不做进一步分析。
现在我们针对第三点“各备选项目具有可分割性，即可投入部分资金获取相应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分析。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项目不具有分割性，因此公司的投资必须一次性完整投入，不具有投入部分资金可获取相应未来现金流量。那我们应如何分配有限的投资额呢？我们采取的原则仍然是净现值最大，在资本限额下分组的方法，尽可能充分使用完现有的资金。但因各组所需资本投入额总计不一定与现有资本总额相等，固会产生部分剩余资金。对这部分资金，公司可以存入银行或出借以赚取一定收益等选择。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先假设这部分剩余资本没有产生收益。这时的净现值指数法因存在没有收益的剩余资本而无法体现其优越性，或正确运用，固我们直接按各项目净现值的高低排序组合更优（可以节省PI计算和排序）。下面我们仍然运用table-1的例子来说明，首先我们依据各项目净现值的高低进行排序，依次为：E―C―D―A―B，然后从左向右进行所有可能的组合，部分结果如下表所示：
table-6:单位：万元
组合项目初始投资额C净现值（NPV）NPV总额剩余资本
1E(300)7014050
C(200)50
A(150)20
2E(300)70130100
C(200)50
B(100)10
3E(300)7012050
D(250)30
A(100)20
…………
从上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由E、C、A构成的组合1，NPV总额最大；其次是E、C、B构成的组合2；……理所当然，在剩余资本没有产生收益的条件下，组合1是我们第一选择。而在现实中，剩余资本是有机会成本的（至少可以得到银行的存款利息），然而这部分机会成本的大小在现实中是难于准确地确定，使得现值指数法难于运用。我们现在以银行存款利息为剩余资本的机会成本，只要将利息折现为现值就可以进行各组合间净现值最终比较与项目的选择，当然这时运用现值指数法进行比较和选择更优。但因现实中这部分剩余资金比较小，我们可以忽略；或是当作公司增强日常偿债能力和防御风险的一种表现。对于混合项目，其计算原理与独立项目的选择上是一致的，只不过要使用差额项目分析。
在多期资本限额下，我们不能靠现值指数法进行排序来选择项目。解决问题的原则仍然是净现值最大，关键是如何分配各项目所占资本的比例。我们可以运用线性图型法（Graphicalapproachtolinearprogramming）和单纯法（该项目运用于三者和三者以上项目的选择）。
五、缺陷
虽然净现值指数法具有强大的功能，我们还可以通过相应的变化进行使用。但我们在使用时首先应关注前提条件的满足，同时我们还应该清楚现值指数法存在的局限性才可正确运用。按ACCA中观点，其局限性主要如下：
1.该方法的判定标准只是注重项目本身的可行性，而没考虑单个项目在公司战略中的意义，可能会与公司长期计划相矛盾。
2.该方法没有考虑项目本身现金流量的模式，即现金流的时点，只用最终的净现值进行项目的选择可能会影响公司整体现金流量的安排。
3.当然作为一个相对数的PI值，与IRR一样忽视净现值的绝对值，一个高的净现值项目可能具有较小的PI。
【参考文献】：
漳泽电力作为一家生产性的上市公司，主业清晰单一，目前又处在一个新的快速成长期，资本运作（未来煤矿资产和电力资产注入）的潜力非常大。但需要清楚的是，生产性企业的市值管理及资本运作应当建立在生产经营上，偏离生产经营的资本运作都不是优秀的经营形式。因此，漳泽电力资本运作的思路应该是提高公司的资本效率和效益，使公司的资本得到增值。虽然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是以生产经营的方式存在的，而且与生产经营共进共退，但是应当清醒地意识到生产经营是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的基础，如果能够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不仅能扩大企业的规模，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的效益，体现在市场上，则是股价上涨，进而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根据上述思路，结合漳泽电力自身发展战略及所处发展阶段，可以得出第一、第三两种策略适合漳泽电力实施市值管理的策略。基于漳泽电力面临产能扩张的快速成长期，因此第三种策略比较适合目前及未来2~3年的市值管理策略；在快速成长期基本完成后，公司进入相对稳定发展期，则第一种策略更加适合。实施价值管理，要进行长期战略性的考虑。首先，需要建立基于企业长期真实价值最大化的分析模型，动态持续分析竞争格局演变和资本市场融资约束条件下的企业投资价值走势，连接、评价和指导业务战略、投融资、兼并收购、重组和经营行为。通过不断优化经营模式和盈利能力，提高经营效率和资本收益，强大核心业务。其次，在实施价值管理还需要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二、漳泽电力实现公司溢价的主要途径溢价管理是市值管理的重要指标
也是市值管理的常态，公司股份低迷，不但直接减少股东财富，还会影响公司的市场形象，增加公司再融资的困难程度，提高融资成本，同时也会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形成较大的市场压力。从漳泽电力自身情况看，实现公司溢价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突出而优异的主业溢价
漳泽电力具备这一溢价的条件：一是公司是山西省装机容量最大的电力生产企业，经营规模大；二是漳泽电力主业单一且具成长性，“煤电一体化”使公司竞争优势明显；三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区域市场优势突出，重组后发展潜力大；四是历史上股东回报高，市场形象好；五是设备先进，生产管理优秀；六是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改革，“大用户”供电的实现，具备一定议价权。上述条件使漳泽电力具备成长性蓝筹股的潜质。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业绩的持续提升，配合对投资者良好的回报，并坚持长期真实价值最大化战略，漳泽电力优异突出的主业溢价将会逐步体现。
（二）资本配置溢价
随着“十二五”同煤集团做强电力产业规划发展的逐步实现，漳泽电力经营规模和业绩得到不断提升后成为成长性蓝筹股，必将在资本市场的电力板块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努力争取在2~3年进入特定样板指数成为指数成份股，从而实现资产配置溢价。以上两个途径是漳泽电力当前和未来实现溢价的根本途径
（三）合理利用市场周期提升
溢价市值管理必须充分考量和利用市场的运作特点，研究把握和利用上市公司股价同期性的变动规律，在合适的时机运用不同的策略服务于做大做强公司。在牛市中，可实现增发、配股等再融资，适当减持股权等主动措施；在股价低迷时，则适宜低价增持或回购公司股份，还可以收购兼并及趁股份低迷实施员工激励。合理利用市场周期提升溢价的实现，需要集团公司的政策支持。
（四）投资者偏好溢价投资者偏好溢价的实现，需要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根本是要完善公司的资本市场营销职能，即处理好三大关系。
1．媒体关系
关键是要把公司最新经营发展及资本运作的动态信号传递出去，做到与重要投资者交流，让媒体关注，通过媒体报到引起有影响的券商行业研究者的重视，得到监管者的支持。
2．研究者关系
主要是行业研究者，如果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及市值管理的能力较为强大，研究者关注度高，则投资者就会增加投资信心，这样对上市公司综合市值的提升将大有禆益。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是向研究者和投资者传递出了公司的发展信号，若得到投资者的认同，买入踊跃，公司的市值就会溢价。
3．监管者关系（政府监管部门）
一、我国公司法禁止人力资本出资
新公司法即将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与旧公司法里保留较多计划经济痕迹相比，新公司法更多地还原了公司法作为商法部门的特色，充分地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理念，减少了强制性规范，增加了任意性规范，把公司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变为任意性规范，减少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在公司的设立和出资方式的规定中，新公司法为鼓励投资企业，大大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使设立公司更加简便。但是，在新公司法对股东（发起人）出资方式的规定上，之前各方呼声很高的“人力资本出资”却仍然未被写入新法，甚至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新公司法其实禁止公司股东（发起人）以人力资本这种方式出资。
根据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出资方式，适用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从新公司法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比旧公司法严格限制出资方式为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这五种类型，新公司法大大放宽了出资方式的范围，代之以“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这样的表述。然而，从新公司法的这一规定来看，它实质上禁止了股东采用人力资本这种出资方式。
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出资方式的非货币财产，必须是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人力资本即使可以通过种种复杂繁琐的手段来进行评估作价，但是，它是否能够转让，在法律上和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
人力资本与知识产权不同，知识产权作为人特殊的智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它可以在物化后脱离产权人的控制和占有，成为一项与权利人人身相分离的财产性权利。人力资本却不限于特殊的智力成果，诸如人的普通的知识、经验、技能、劳务都可能成为人力资本，但是前提是它们要和具体的特定的人相联系。可以说，人力资本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离开了特定的人，人力资本毫无疑问将一文不值或者贬值。既然这样，那么具有极强的人身的人力资本是否可作为纯粹的物力意义上的财产权进行转让？如果转让，是否会影响到出资人的人身权？转让的真正标的是什么？归根到底，人力资本是因为人才成为资本，而人，在我国法律上是不能成为物权的标的。这样的话，即使转让人力资本，用只能转让与人所脱离的知识、经验、技能。离开了人，这些内容的贬值，肯定会为公司、股东、转让人和受让人带来一系列法律上的难题。因此，从这些方面考虑，新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中为人力资本出资设立了禁止性规定，无疑是为了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不管在旧的公司法还是新公司法中，都未给人力资本出资留下丝毫空间，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运行已从对货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要素的倚重转向对科技知识、管理技能等人力资本要素的倚重。对新公司法而言，硬性禁止以人力资本出资终非长远之策。
二、人力资本内涵界定及引入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身的知识、体力、技能的总合早在16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分析生产要素创造劳动价值的过程中,曾把人的“技艺”列为除了土地,物力资本和劳动以外的第四个特别重要的要素。其后，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社会上的资本。”到20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物资资本的供给日益充裕，不在是“稀缺的”资源，而人的智力因素逐渐成为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西奥多•舒尔茨认为，“资本”有两种存在形式：其一是物质资本形态，即通常所使用的主要体现在物资资料上的那些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二是人力资本形态，即凝结在人体中的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的知识、体力和价值的总和。
人力资本是指人力资本主体以其自身的知识、体力和技能等进行出资的行为。承认人力资本出资的合法性是顺应时展之潮流的措施，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
（一）促进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与传统企业相比，
高科技企业是一种知识、技术和人力密集性的企业群体，以追求创新为其核心经营内容。随着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发展和重租，人力资本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现。虽然由于人力资本与其载体的不可分割性，而使之不能转让其所有权，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会促使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交易主动出让其部分权利，如人力资本的使用权、支配权等。高新技术企业的物资所有者（如股东）往往不是企业的经营者，所以他们往往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却没有直接的控制权，而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所有者（如经理）将其知识、技术、才能等投入企业，却没有像企业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一样获得企业的所有权。人力资本所有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通过交易将部分产权让渡给企业所有者（股东），股东拥有对经营者人力资本的占有权、所有权、支配权甚至收益权。这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不公平的，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为扭转这一局面，让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创建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对企业的经营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况且高新技术企业是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支撑的企业，其人力资本效益的提高，对企业的自下而上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让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使得人力资本的收益与企业的收益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挂钩，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激励作用将是十分显著的。
（二）人力资本具有资本性，可量化折股。公司法意义上的资本，通常是指公司的注册资本，其特征是：第一，它是股东对公司的投资；第二，它是公司法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担保。由此可见，公司法意义上的资本主要有两大功能。具体表现在：其一，它是股东对公司的投资；第二，它是公司法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担保。由此可见，公司法意义上的资本主要有两大功能。具体表现在：其一，对公司而言，它既是公司获得独立人格的必要条件，又是公司得以营运和发展的物资基础，即营运功能；其二，对债权人而言，它是公司债务的总担保，是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重要障碍，即担保功能。1.从功能角度而言，人力资本的营运功能早已为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多次以理论和经验的证据所证实，如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者是两者的源泉”，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在高新技术行业已反映出比传统的物力资本更强的营运增值能力。2.担保功能和信用功能。根据现行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在设立时的资本总额必须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并制定了“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维持、不变三原则），以作为公司对债权人履约的信用担保。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公司资本的这种担保功能是虚构出来的，因为公司成立后，公司实有资本的数量将随着经营状况的好坏而不断变化，公司的履约能力也不断变化。从法律角度来看，它也并不能完全起到立法时的预期目的。实际上，人力资本出资的这些功能“虚拟化”现象并非人力资本
所独有，在非现金的物力资本出资中也同样存在，如技术等无形资产而形成的“掺水股”。鉴于此，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放宽对公司资本限制，并允许人力资本拆股作为资本出资。
三、人力资本出资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人力资本具有无形性和人身依附性特质。无形性使人力资本很难通过物质载体加以外化，因而难以评估。人身依附性决定了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人身不可分离，不能作为抵押的标的，也不能变现用于清偿债务。但是，无形性和人身依附性并未抹杀掉人力资本具有与物质资本同质的经营功能即营利性，人力资本使用权不仅可以通过劳动表现出来，也可以转让并可被其他主体支配。人力资本作为公司出资方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其评估困难和担保能力的欠缺，而这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加以克服。
人力资本出资立法主要应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一）人力资本出资价值的评估。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有本质的区别，即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不可分性。离开了人这个载体，人力资本就不能存在。其实，人力资本的价值仍然可以确定，因为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它与物力资本具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由过去的投资形成的。西奥多•舒而茨进一步分析到影响人力资本的五大要素：一是医疗和保健；二是在职人员培训；三是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成人继续教育；五是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对这些投资加以计算。再将其融入人力资本的市场动态供求关系中考察，就可以正确评估人力资本的价值的。由此，人力资本出资就具有了现实的可操作性。
人力资本的价值体现具有两种特性：即：其一，人力资本的专业性使得同样的人力资本在不同的环境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其二，人力资本的价值无法在事先完全确定下来，而需要在使用过程中或使用后加以确定。总之，人力资本的价值评估受许多非所有者所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人力资本出资所面临的以上问题在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时亦同样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资本化的过程。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以此排斥以人力资本作为出资。但是人力资本评估问题得不到解决，则会影响人力资本作为出资的可能性，归根结底该问题时立法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人力资本的评估规则，我们可以借鉴知识产权的评估办法，并结合人力资本的特殊性予以制定：第一，强制性评估原则。即如果以人力资本出资，则必须由法定评估机构以法定规则对此进行评估，杜绝以自制契约的形式自行评估。第二，评估因素法定原则。即必须以立法形式确定评估人力资本所依据的各种因素。当然确定该因素，其难度要远远大于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的评估因素。毕竟人力资本基本上表现为一种无形的管理资源或生产。鉴于此，我们可以借鉴已经以立法形式允许人力资本出资的国家或者地区的现行法律规范，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经济的需求而制定法律规范。
另外，就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在评估制度中还必须注意以下问题。基于人力资本是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体力和技能的总合，并且人力资本在各个公司企业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所体现的价值亦会发生变化。因此，如果以人力资本出资，其价值的稳定性更为重要，对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定期的评估机构，每经过一定年限，经出资人请求，对人力资本进行重新评估，重新确定其价值，并且由此造成的评估结果变化，以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解决。
（二）人力资本出资对交易安全的威胁及对策。以人力资本出资组建从事交易可能对债权人权利产生威胁，因此以人力资本出资而获得股权（份），实质上是一种“搀水股”，与这种公司从事交易，产生不安时正常的。然而法律功效的发挥取决于合理的责任机制的构建，这已经是一个制度公理。由于人力资本出资者并未以实有财产向企业出资，可能难以产生对公司经营的关切，并且人力资本存在主观性贬值的可能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可能会利用其对人力资本的使用环境，使用绩效的天然控制优势，而产生消极怠工。为防止这种经营惰怠和道德危险的发生，应对人力资本出资者可能造成交易威胁进行检讨。资本股东出资填补责任或强制减少或注销其股份的责任。二是针对在公司清算时人力资本不能变现要求人力资本股东承担相当于剩余年限人力资本使用价值的债务清偿责任。三是针对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人身不可分离而受到健康、意外风险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要求人力资本股东承担强制人身保险责任，该保险以其人力资本折股价值为投保额，以公司为受益人。
（三）关于人力资本股份的转让。从股东平等和营业自由笔者以为，一是对人力资本出资缩水或因自身原因贬值的人力的角度讲，荣立资本股份的转让与物资资本股份一样，是股东权内容之一，只要其他股东同意，可自行转让。但是，荣立资本出资设立的公司的信用往往更多地建立在人力资本股东的个人能力之上，一旦其在公司成立后迅速退出公司，可能会有损公司外部人尤其是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有必要要求人力资本股份转让时不仅应获得一定比例的其他股东的同意，还应获得一定比例的债权人的同意。也可以仿照股份公司关于发起人转让所持股份限额的规定，要求人力资本在持有股份后一定时期内不得转让。
（四）关于人力资本股东的多次出资与竞业禁止。人力资本出资折股可能与其全部人力资本并不完全等价，就像某人可以将其资产分成两份向两个公司投资一样，法律不宜禁止人力资本的多次出资。但是，人力资本股东兼具公司者和公司股东身份，公司利益与其人力资本的使用密切相关，因此人力资本股东应承担竟业禁止义务，即不得以其人力资本向与其所出资公司的业务相竞争的企业出资。
参考文献
〔1〕朱慈蕴：《职工持股立法应注重人力资本理念的导入》法学评论，2001，（5）
〔2〕将大兴：《人力资本出资观念障碍检讨及其立法政策》法学，2001，（3）
【关键词】人力资本；企业绩效；实证分析
一、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概述
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是舒尔茨、贝克尔等。舒尔茨指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的，因为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它又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因此，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舒尔茨将它称为人力资本，并指出人力资本的形成有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等方式，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的研究。贝克尔(1963)将家庭视为如同工厂一样的人力资本形成工厂，并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对家庭人力资本生产的规模、资产传递、资产选择与配合等作了进一步分析。而且，贝克尔还从微观分析角度，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他分析了正规教育的成本收益问题，讨论了在职培训的意义，研究了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的关系。
国内对人力资本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多局限于理论探讨，实证检验的文献并不多。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定性的较多，定量的较少。国外虽然在人力资本的评价上定量研究较多，但是人力资本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定量研究却比较少。国内的研究不少都是定性为主，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大多为案例分析，没有深入具体的大样本数据统计分析，所得的结果缺乏说服力。而且国内目前对人力资本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在对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上；但企业人力资本不仅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还应该包括企业广大员工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只研究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全面。虽然已有国外学者就人力资本与公司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国情不同，研究的结论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一定相吻合。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人力资本与公司绩效进行实证探究，以期发现人力资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相关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随机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证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共60家，以通过样本最大程度的反映总体的实际情况。全部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年报和上市公司诚信记录。本文将每个样本2005年～2007年三年的数据进行平均，作为实证的原始数据。主要选取生产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主。不考虑金融类上市公司，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其股本总额较大，且股权结构等较为特殊，将其纳入总体分析中可能会造成回归结果的偏差。因此将其剔除在样本之外。剔除2005年以后上市的公司，样本选取2005年～2007年的年报，而2005年以后上市的公司其年报数据不是很全面，引用此类样本会导致指标数据选取的局限性。因此剔除2005年以后上市的公司。ST、PT企业予以剔除，由于被ST、PT的企业其绩效严重偏离，不具有普遍意义，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尽量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样本公司中剔除了ST等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的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过高或过低的企业剔除，避免出现奇异值。
（二）指标的选取
企业绩效指标常用的有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托宾Q，托宾Q值等于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公司资产的重置价值之比，公司的市场价值包括公司负债和公司权益资产市场价值两部分，其中市场价值为公司总股本与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的乘积。由于股票价格的操纵和炒作行为普遍，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巨大且与其实际价值背离。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选择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绩效的指标，以净资产收益率为因变量(用y表示)，其他指标为自变量。本文选取的六十家上市公司三十家为具有国有企业背景的上市企业，另外三十家为民营上市企业。人力资本的整体素质、技术专业型人力资本和管理专业型人力资本可以反映人力资本的整体状况。教育水平被认为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总体的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可以充分反映企业人力资本的整体素质。技术创新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的创新能力，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就必须适应甚至带动经济社会的技术进步。因此，技术专业型人力资本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而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对于企业的决策和计划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管理型人力资本也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员工高学历比例可以总体反映公司所有员工的教育程度，接受教育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司员工的整体素质；专门技术人员比例，则反映了公司员工中专门技术人员的比例，可以反映公司的创新能力；另外考虑了高管的年龄结构问题，高管包括董事、监事及经理层。高管对于一个企业的决策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管的年龄可能对于企业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年轻高管可能更加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敢于创新，敢于开拓，老一代高管可能更加注重自己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因此，本文选取了员工大专以上学历比例、专门技术人员比例和高管年龄结构作为企业人力资本方面的指标。此外，这些指标在选取的过程中还考虑了数据的可获得性。
（三）假设的建立及模型的应用
1.研究假设的建立
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分为技术能力、管理能力，这些能力的发挥都要靠人的作用，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是企业的核心，它对于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人才优势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今天，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已是现代企业发展致胜的必由之路（姚艳红、胡鹏，1998），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1：企业绩效与员工高学历比例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2：企业绩效与专门技术人员比例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3：企业绩效与高管人员的年龄成正相关关系
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背景来源不同，所以本课题选取不同背景来源的上市公司做相关的实证分析，一般认为具有国有控股地位的上市公司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不如纯粹民营上市的公司，因此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4：具有国企改制性质的上市公司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存在的相关性较小
假设5：纯粹民营背景的上市公司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存在的相关性较强
2.模型的应用
本文采用如下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企业家人力资本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
y=a+b1x1+b2x2+b3x3+b4x4+b5x5+e
其中：a为常数项；
b1，b2，b3，b4，b5为相关系数；
e为回归误差项。
（四）回归分析过程及实证结果的分析
1.回归分析过程
本文利用SPSS15.0统计软件，采用Backward方法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让所有的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中，删除变量的判断标准是Options对话框中设定的F值，其F值为系统的默认值，删除过程中与因变量之间有最小的偏相关系数的自变量首先被删除。通过此方法，可以反映哪些变量与因变量关系最为相关。
（1）具有国有企业改制背景的上市公司的回归结果。
（2）纯粹民营背景上市的公司的回归结果。
2.实证结果分析
从相关统计显示的结果来看，“高管45到55岁”变量最先被删除，然后依次为“高管45岁以下”、“高管55岁以上”、“大专以上比例”，从而可知与企业绩效关系最相关的为技术人员比例，其次为大专以上学历比例。在这部分的回归分析中采用F检验和T检验，同时引用R2检验回归方程的拟合度。由统计结果中的方差分析可知模型1和模型2的F值在显著性水平5%时都超过了各自的临界值，同时模型的R2值（R2=0.130和R2=0.097）都达到或接近1%，说明方程的拟合度和显著性水平都较好，回归方程具有一定的意义。从相关数据分别可得到以下两个模型：
模型1：y=5.277+0.062x1+0.172x2
模型2：y=7.102+0.209x2
从以上两个模型的系数来看，企业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例和专门技术人员比例都和企业绩效有相关性，而且具有正的相关性，并且专门技术人员的比例其正相关性更加显著。这说明具有国有背景的上市公司对高学历员工和技术人员的重视，只是重视程度稍有偏重，这也较好地解释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1和假设2。
从国有企业改制背景的上市公司的回归统计分析的相关数据VIF值(模型1中的VIF分别达到了52.293、36.582、20.887)来看包含有高管年龄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这样导致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样本选取过小，也有可能是变量的设置不合理，所以对高管年龄的层次结构进行变量设置有其不合理的地方，这也是以后研究所需要注意改进的方面。从统计分析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高管年龄45岁以下和55岁以上所占的比例和企业绩效呈现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高管45岁以下在管理才能方面的欠缺，而高管55岁以上可能会出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这种不作为的心态的出现造成的，这种现象尤其是在具有国营背景的上市公司中会存在。从所得到的结果来看，我们不能很好的验证我们所提出的假设3的结论。:
从纯粹民营背景上市公司的回归结果，表3显示的结果来看，“技术人员的比例”变量最先被删除，然后依次为“高管45到55岁”、“大专以上比例”，从统计结果可知与企业绩效关系最相关的“高管45岁以下”、“高管55岁以上”的比例，而且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从统计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相应的模型：
模型3：y=-5.203+0.281x3+0.221x5
这种现象和具有国营背景的上市公司有很大的差异。但事实上我们是否就能够断言这种结论准确呢？有待于后面的进一步分析。
从表3的数据中来看，涉及到高管年龄结构的VIF值，远远的高于10，从统计分析来讲，如果VIF大于10时，就代表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从而影响到统计结果，进而可能推导出不正确的结论，在本统计分析中凡是涉及到高管年龄结构的变量，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所以最终得到的结论就会有偏差。所以在本研究中，对变量的选择和设置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这也是以后进行类似研究值得借鉴的一个问题。所以对前面的假设4和假设5不能得到准确的验证，这是一个值得以后继续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方春阳，姚先国，赖普清.上市高新企业高管薪酬及其效应的实证研究.科研管理，2007，(7).
[2]王怀明，吴佩远.上市公司人力资本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价值工程，2007，(8).
[3]冯丽霞，张琪.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财会通讯，2007，（2）.
[4]傅传锐.智力资本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5).
[5]陈劲，谢洪源，朱朝晖.企业智力资本评价模型和实证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6]万希.智力资本对我国运营最佳公司贡献的实证分析.南开管理评论，2006,(3).
[7]WeisbergJacob.Differentialteamworkperformancetheimpactofgeneralandspecifichumancapitalleve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anpower，1996，(17):8-9.
[8]NickBontis，WilliamChuachongKeow，StanleyRichardson.IntellectualcapitalandbusinessperformanceinMalaysianindustries.JournalofIntellectualCapital，2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