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6 16:13:20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当代文学概念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 文学性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整理。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关键词］现代职教理念；现当代文学；应用研究
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主要包括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社会化、职业教育产业化、职业教育终身化等四个方面。这些理念运用到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能够很好地解决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升实际教学效果。
一、职业教育现代化理念在现当代文学课程中的应用
（一）现代化的含义
一般来讲，现代化可以分为广义上的现代化以及狭义上的现代化。所谓广义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由生产力的变革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推动全球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过程；与此相反，狭义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化的科技以及工艺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并由此推及到了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方面。
（二）教育现代化的概念以及特点
教育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讲指的是将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作为主要推动力量，并将现代教育的方方面面采用社会的最新成就来进行武装，从而确保现代教育能够适应并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通常来说，教育现代化分为三个层面：（1）教育内容以及手段的现代化；（2）教育体制以及管理模式的现代化；（3）教育理念以及方式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三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它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
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指的是从基础上转变人类的受教育理念，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现代教育体制，将现当代文学的教育内容逐步的进行灌输和推广，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民众的现当代文学素养。现当代文学教育现代化可以确保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始终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确保受教育者学到的文化都是具备实际应用价值的。
二、职业教育社会化理念
（一）社会化
所谓社会化，指的是社通过各种方式，使自然人逐渐学习社会知识、技能与规范，从而形成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成为社会人的过程。
（二）教育社会化理论
教育社会化的基本内容就是系统地对个体进行有关生产与生活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授以行为规范，确立人生目标，培养人的社会角色。教育社会化就是要构建学习型社会。
（三）现当代文学教育社会化
教育社会化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主要包括：（1）确保社会中的个体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2）对社会人群进行现当代文学教育，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国民的文学素养；（3）确保现当代文学所教学的内容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可以在某一方面提升受教育者的素质，为其工作、就业和生活提供一定的便利。
三、职业教育产业化理念
（一）产业与教育产业的概念界定
所谓产业指的是为一个国家创造GDP的行业。通常情况下，人们将教育产业的属性划分为私人产品属性以及准公共产品属性。和传统教育相比，现代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私人产品属性更加明显，其发展成为一个产业也是大势所趋。（二）职业教育产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了教育产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产业化包括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相同统一、教育的宏观统一性和微观多样性相结合、合理分担教育成本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相结合三个基本原则。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产业化
总结起来,现当代文学教育产业化有三种思路：（1）实现多主体办学，为现当代文学的传播拓宽渠道；（2）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灵活的现当代文学教育运行机制，确保现当代文学教育机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3）实行产业化经营，为现当代文学产业化、连锁化、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职业教育终身化理念
（一）终身教育概念的界定
所谓终身教育指的是人类个体一生中所接受的各种教育的总和。现在人们通常把终身教育的特征总结成：（1）面向全体社会民众；（2）将所有的具备教育职能的机构组合起来；（3）具有持续性和连贯性。
（二）职业教育终身化
职业教育终身化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一生中都要接受职业教育。它包括四个原则：即职业教育“终身”原则、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原则、正规教育组织和非正规教育组织相结合原则、人人受教育与人人办教育相结合原则。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终身化
教育终身化是近几年全球都非常推崇的一种教育理念，该理念与我国的“活到老，学到老”这一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终身化可以极大地提升民众的文学综合素养。综上所述，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应用到现当代文学课程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向着专业化、科学化以及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同时，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社会化、产业化以及终身化发展，能够有效地提升我国国民的综合文学素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许艳丽，王岚.基于MOOC的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创新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5（26）．
［2］孙粤文.断裂•整合•再造:高等职业教育层次高移发展建构［J］.职业技术教育，2015（25）．
关键词：新媒体；当代文学；背景；影响
从1997年红得发紫的网络爱情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众多新崛起的网络文学作品开始吸引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眼球，榕树下、红袖添香等文学网站创建并且成为很多读者关注的对象。
2012年11月26日，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率先公布了“网络作家富豪榜”。其中，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和天蚕土豆以3300万元、2100万元、1800万元的收入夺得前三。虽然与传统作家相比处于劣势，但如此高的收入还是令很多人咋舌。
这一切正应了痞子蔡曾经对于网络文学的那句评价：像村野玩童光着脚的奔跑。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文学的那份优雅和姿态，但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现在要谈论起当代文学，网络这一新媒体媒介已是不能规避的。
一、新媒体概念浅析
新媒体，New Media，一词源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戈尔德马克1967年的一份商品开发计划书。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罗斯托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次用到新媒体一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专家学者众说纷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经对新媒体下过定义：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与之类似的是把其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
中国传媒大学的黄升民教授将IPTV、地面移动电视、手机电视视为新媒体的三大部分。
众多专家学者教授对新媒体的概念展开论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公认的书面概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匡文波教授在《新媒体概念辨析》的论文中对新媒体的分类详细梳理出了三大类：网络类、数字广播电视类、移动类手机媒体。
二、网络类新媒体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本文借鉴了匡文波教授的分类方法，主要论述网络类新媒体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网络类新媒体主要包括：搜索引擎、各种网站（门户网站、新闻网站、视频网站、社交网站和网络社区等、网络论坛。
网络类新媒体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双刃剑：既冲击了传统文学又为当代文坛注入了新元素
网络类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文学不再拘泥于纸张之上，不再简单的依赖于出版商的出版，固有的传统文学格局被打破。众多的网络、网络文学作品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庞大的作品数量、众多的和大批的粉丝拥护者，使得文学的发展不再遵循原有的套路。传统文学受到冲击不假，但更重要的是为当代文坛注入了活力和新的元素。
（二）催化剂：当代文坛“三分天下”格局形成
网络类新媒体的交互性的传播方式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使得文学的发展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图书出版的期刊传播，文学网站的作品上传、各大门户比如新浪、网易等的读书版块，豆瓣网站的读书评论和分享，这一切使得阅读的方式使得当代文坛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一是以出版营销为主的图书市场文学；二是以学术期刊等为主的传统文学；三是以网络为平台的网络文学。
（三）消解生成器：当代文学要素关系多极化发展
网络类新媒体的出现，文学的发展不再走着原有的路，文学惯例被打破，生产机制重新整合，观念重新调整，在技术大发展的新起点，当代文学在一次次的裂变中打破原有的内在关系的平衡，文学走向多极化的发展道路。
（四）技术的艺术化：过剩的文学
网络类媒体的出现，写作不再成为触不可及的事情。文学的门槛降低，文学作品内容五花八门。艺术的审美价值已经被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所取代。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开始淡出视野。网络类新媒体的出现，以“技术的艺术性”操作替代了“艺术的技术化”生产，当代文坛，“过剩的文学”与“稀缺的文学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取其精华、去其槽粕、互为所用
网络类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格局，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同时也使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受到挑战。即便如此，我们需要有的态度并也不是完全抛弃新媒体，“穿越”回手写、印刷的年代，而是借助新媒体的平台，取其精华部分，为当代文学所用。鉴于对当代文学未来的发展考虑，以下两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即网络类新媒体要加强创作的责任感和写作的担当感；必须处理好文学的市场化与文学性的关系。
四、结语
新媒体的出现，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绝不亚于纸张的发明。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如果得以最大程度的优选利用，那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将是不可估量的。技术的进步应该成为文学革新的机遇，五千多年日积月累的文学传统、审美价值观念再加上网络、数字设备、移动设备等新媒体的技术前端优势，当代文学的发展必将引人瞩目。
参考文献：
[1]陶丹、张浩达《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科学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3页。
[2]黄升民、虢亚冰、王兰柱《中国数字新媒体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欧阳友权《新媒体与当代文学现场》，文艺报，2009年10月15日，第002版。
[4]匡文波.网络传播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
[5]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6]黄升民、虢亚冰、王兰柱.中国数字新媒体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7]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
[8]欧阳友权.新媒体与当代文学现场[J].文艺报.2009年10月15日002版.
[9]单小曦.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场裂变――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J].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10]张玉能、张弓.大众媒介与话语生产和文学生产[J].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关键词：广播电视大学；中国当代文学；教材
尽管我国大陆各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程随着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而逐步成熟，但就广播电视大学的当代文学教材建设依然缺乏自身的特点和特色，尤其是作为远程开放教育教材的建设思路还不够明晰和准确，这显然影响到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改革和实施，从而成为远程开放教育课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一、当代文学教材选用的历史
广播电视大学开设“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开始于1982年，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专科)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最初为36课时的广播课，之后该课程作为长线课程长期开设。同时在部分相关专业如新闻、党政管理、现代秘书等专业中开设。1987年，由广播课改为电视课，课内学时增加到45课时。到2002年，电大作为“开放教育试点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开办专科起点本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教育，开设“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分别开设54课时)，作为当代文学教学的提高课程。
当代文学的课程性质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学科内容始终处于动态的发展状态，这比其他学科和课程更为激烈和明显，因此，随着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广播电视大学该课程所选用的教材深度和广度随之也有了明显的发展。电大系统最先采用的教材是《中国当代文学讲稿》(张炯、朱主编，中央电大出版社1983年6月版)，之后选用了《中国当代文学》(张钟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版)。
在这之后将近十多年时间，当代文学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原有的教学内容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也远远落后于其他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于是，从1994年起，中央电大中文系(文法部)即着手教材的重新编写工作。在新的教学大纲酝酿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广泛征求了广大师生的意见，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地)电大教师和部分普通高校教师、研究专家参加的专题讨论会，并参考了国家教委(教育部)新制定的《全国高校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以及当时几年中新出版的各种《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于1996年底审定通过了新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大纲》。2000年9月开始选用了陈思和、李平主编，由江苏电大、上海电大、陕西电大“共建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之后在开放教育本科专业中采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钱理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除上述的主教材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统一选定之外，各个时期的教材均配有各类“作品选”和教学辅导书，间或也有少量的广播、录像、课件资源，数量极少，质量平平。
二、当代文学教材分析(一)
广播电视大学当代文学教材的选用，编写历史明显呈现出前后两个阶段。
张炯、朱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是专门为电大编写的，内容分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和“少数民族文学”五大部分，重点讲授从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张钟等人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则在进一步把当代文学创作的总结向后延伸，更多的新时期文学现象和作家进入到文学史教学中，教学内容作了较大的调整，分为“诗歌创作”、“散文和报告文学”、“话剧”、“‘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和“新时期的小说”五大部分，主要增加了从“”结束到1982年间的文学发展情况和最新成就。
这两本教材，可以说代表了广播电视大学当代文学课程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的当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也与普通高校的当代文学教学当时的水平基本一致。所以《中国当代文学》教材沿用的时间比较长。
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则显示出了一定的新意。在教学内容上，吸收了当时当代文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和教学最新水平，改变了以往以“十七年时期”为主的陈旧面貌，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文学创作成就的内容，同时也对“十七年时期”的内容作了必要的调整，基本反映了该学科研究的主要成果；在体例上，打破了以往按体裁划分教学内容的模式，采用了一种近似于“断代史”和“编年史”的方式，以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主要文学现象来统领作品，既有利于学习者了解和把握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整体面貌、作家作品与当时各种文学现象的关系，又避免了以前同类课程多采用先集中介绍文艺思潮，再分门别类地依次介绍各种体裁作品的弊端，有利于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更重要的是教材的个人化风格开始显现，如陈思和个人在研究中的一些心得，如“潜在写作”理论、“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共名与无名”等观点在教材中开始体现。
温儒敏、赵祖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有7个专题讨论当代文学，该教材的研究性质十分明显，比一般同类的当代文学教材更具有研究深度和个人化特点。同时教材将“样板戏”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也显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拓展和视野。
这两本教材的出现，可以说是电大当代文学教材建设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是更贴近当代文学发展现状和研究现状的教材，从学术性的层面上理解，应该说达到了目前国内当代文学教材的领先水平。
无论是哪个阶段的当代文学教材，就其所表述的内容而言，由于编写者基本上都是研究界的名流，处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和领先地位，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其中记录着不断深化研究的轨迹，这无疑对提高广播电视大学当代文学的教学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教材又是基本上与普通全日制高校的教材基本一致的，如陈思和在为电大编写教材的同时，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体例、观点，甚至选篇都大体相仿；再如张钟等人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北大教材的借用；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则是“仿照北大的‘作品赏析’课……原为内部讲稿”，性质也是普通高校的。这样的教材内容当然决定了电大当代文学教学的学科前沿性，也决定了其与普通高校在学科水准和教学理念上的一致性。
但是另一个方面，就学生的素质要求和教学的基本定位来看，当代文学的教学与教材内容的安排，怎样和电大特点和人才需求配置相吻合，则又是值得深思的。
首先思考的是电大培养学生的定位。一般来说，接受当代文学学习的对象大致有三类：最普遍的是全日制高校中的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其次是现当代文学
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然后是非全日制的成人教育的中文、新闻、部分文秘专业的本、专科学生。不同的教学对象，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教学具体要求和方法。广播电视大学与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教学理念上的差异究竟在哪里?
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理念和专业培养的主要路径与目标基本明确在培养应用性人才的层面上。这就决定了广播电视大学的学习不是普通高校的研究性学习，而是侧重于知识和素养熏陶的学习，特别是电大学生以普通专科或专升本开放教育成人学生为主，通过该课程的学习，理论上应该将文学的接受和文学人文精神的弘扬与追寻结合起来。因此所谓“应用性”的专业整体目标要求和以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的课程性质之间似乎又存在了矛盾。文学史(包括其他的文学史)的学习只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熏陶，而不是简单的“技能”和“操作”水平的培训，所以，作为非研究性的广播电视大学的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重点显然应该是落脚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阐释上，这一点普通高校也已经开始重视，但广播电视大学尤其应该得到强化。然而广播电视大学的当代文学教材对作品的阅读要求显然不够。上述的基本教材，尽管也有作品的阐释和分析，但一般来说还是落脚在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图解，基本立场还是在史和现象、思潮、流派上。虽然作为当代文学课程对于文学史和文学现象、思潮、流派的讲述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对于阅读量较少的电大专科学生和成人本科学生而言侧重点应该归位到作品的感悟和审美欣赏上，这恰恰是电大当代文学教材的弱点，也是一味强调与普通高校学术同步而带来的负面作用。
三、当代文学教材分析(二)
从广播电视大学开设“中国当代文学”课程至今，从现代远程教育的第一代文字印刷媒体，到第二代的广播电视媒体，而到第三代的网络媒体阶段，媒体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相关的广播录音资料、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影像资料开始充实，中央电大一直在计划中的录像教材也完成了筹划和样片的拍摄。
现代媒体教材的重视与建设，是广播电视大学相比其他普通高校的优势与特长。这中间以文字教材作为主体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变化，同时也开始逐步辅助广播录音、电视讲解、网络辅导。这个理念是所谓的“学习包”理念。也就是说，广播电视大学在课程建设时，根据学习者的特点，注重通过系列的学习资源服务来提供学生学习的便利，因此，各类学习辅导资源的建设也就随之配套供应。但从远程开放教育的理念实施的角度看，技术资源的重点并不突出，首先他还是停留在文字教材阶段，即便是“学习包”，但“包”里面的品种也十分单一，技术手段十分贫乏，曾经有些省市电大还为了方便学生学习，把录音资源加以记录，整理出版，这既囿于当时学习环境的整体技术含量太低，在开始阶段的以小人书、连环画来满足名著阅读的时代，这不失为一种较实用与无奈的方式，但在这之后，对于“学习包”的整体设计也始终只是停留在文字资源上，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原有的课程设计一体化方案中计划在教材正式投入使用后，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和教学评估，再尝试进行“录音教材”、“CAI课件”以及“VCD教学光盘”等媒体的开发，但始终没有实现，完整的当代文学学习课件至今没有制作完成，更重要的是资源建设者的教材建设理念依旧是十分传统的，始终还是来自于普通高校教材编写的模式。对于学生而言，在主教材之外，配备指导书和作品选讲，大大帮助了他们的学习，也提高了他们学习的效率。但这种编写方式虽然有“集合教材”的互补性优势，可是对于相当一部分只是满足于考试过关的学生而言，就有将指导书来替代主教材的倾向，组合性优势无法显示，因此目前还停留在“拼盘”状态，尽管组合，但有机性不强，尤其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互动性不够，并没有在模式上带来根本的变化。
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广播电视大学在教材建设上的理念是跛腿的，对文字教材的过于看中，对影像教材作“填空”理解，使得后者就往往成为可有可无，或者只是点缀着远程教育的花篮，这样就使得远程教育到目前为止在资源建设基本上还停留在第一代的文字函授阶段，要真正进入到第二、第三阶段，就目前的教材建设理念讲，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四、当代文学教材编写的理念
所谓的理念，基于上述的两种倾向而言，一是对于媒体教材建设的加大，这自然是需要更多的财政投资和人员力量，但即便是从文字教材的编写来看，同样也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观念的转变。
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模式中，教材(学习资源)将成为新的核心。学习者、教育者、学习环境三个要素都将是围绕着“教材(学习资源)”为中心展开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学生是主体，教师起着导学作用，因而形成了“学／导模式”。然而当学习者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最直接简便的学习路径就是将“教材(学习资源)”建设成为新型学习的基础平台。因此，教材是教师的导学内容的物化形式，是实现学生自主学习的物化主体和重要的学习路径。作为远距离教学的核心因素，教材的意义在于它已经代替了教师的角色，帮助学生的自主学习，特别是在教师从过去的单一性面授传输转化为导修，从全方位详尽介绍转移到重点难点剖析之后，教材的重要性在不断凸现过程中要求以新的面貌和编写方式出现。
延续普通高校的教材(或新编，或模式)的广播电视大学当代文学教材，在编写体例的规划时，依然是以编写者或教师作为中心的，注意力并没有转移到学生的特殊性以及学习的特殊方式上，忽略了学生在开放教育环境中的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教材编写的观念没有随着学习模式的变化而变化，编写观念没有突破。
应该说，理想的远程(开放)教育教材。它兼有教学内容和学习指导、学习活动以及其他行政安排资料，有学生学科指南、学习活动、训练内容等学习元素的安排；有指导学习的补充材料……它至少在深入浅出地阐述理念，将理论、参考文献、启发过程、结果评估(完成作业)、甚至口语化的人文色彩等有机地组合起来、在提供反复的学习、思考空间和鲜明的互动性质等方面切合远程开放教育的学生需求。
在远程开放环境下进行教材建设必须将主体的自主性真正交给学习者。因而，人文色彩的注入，使教材不再是以所谓的学术性而取代它的亲和力，尽量采用通俗、口语来拉近与学生的关系，使他们在仿佛阅读家信般的过程中获取信息。如香港公开大学的《开放及遥距教育：理论与模式》教材在第一单元绪言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修读这个学科”。简单的一句话，给了学习者温暖的感觉，于是学习不再是与冷冰冰的文字打交道，而是在与朋友笔谈了。轻松与简洁，不是长篇大论，而是将深奥的理论化解成若干个小的问题，在宏观的体系中逐个讲述，也避免了理论、概念的过于密集而导致学生阅读的艰涩与厌烦。
这种人文色彩，同时还表现在文字教材的对话性、互动性上。开放教育的学习，是师生分离状态下的学习，
学生在教师“不在场”状态下的学习，教材要体现对学生主体的尊重，在设计时应努力建构一种虚拟的对话机制，使教材自主地带有教师的情景性的教师功用，从而让学生在教材阅读时进入一种情境，学生面对的应该不仅仅是单纯的一本书，而是一个有生命的信息源，它应该引导、激发学生去思考。于是设计出相关的互动机制(教材――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交互)是重要而且必须的。互动的关键在于信息传播过程中能够不断发出信息，也要注意随时反馈信息，设计教材的各个段落时，要引导学生在一个问题出现之后，立刻激发反馈，并加入形成性思考和问题的总结、分析与反思，表面上看似乎思考的空间缩小了，但实际上是将一般教材中最后留下的“思考题”的空间分解到每个子单元里，实际空间增大了。
在操作层面上讲，可以从问题设计入手兴趣激发，启发学生先得出自己的判断与立场，然后介绍各类相关的参考文献，并通过形成性作业(问题)的训练，在自我修读中获得新的见解，最后总结与分析、反思，再次激发学生与开始时的自我判断进行对比。这样互动在接受中完成，信息在互动中产生了效益。
如《开放及遥距教育：理论与模式》第一单元“开放及遥距教育的概念”的编写模式：
绪言：(主要介绍单元内容及主要内容；提出对该单元的相关术语、名词以及基本理念、各学者对不同的概念诠释)
学习提示：(提出本单元阅读材料，指定读物……)
单元目标：(主要提出修习该单元后应达到的目标)
思考活动一：(则往往置于相关学习内容接触前，进行自我思考，然后对相关术语进行介绍)
……
指定阅读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阅读指定读物；再一次进入思考活动，进一步思考上述相关的术语、概念是否与自己的思考产生认同，说明理由：思考活动一般设计若干问题来启发学生思考的)
(以下基本体例基本相同)
……
摘要(主要对该单元的主要内容加以概括，提炼观点……对应单元目标部分，再次强化单元内涵和意义)
参考书目……
词汇对照表……(对本单元内容涉及的相关参考书和词汇进行介绍)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初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初期，人们对于古代传统文学的态度并非那么热衷，而是表现出怀疑甚至是批判的态度。所以，那时的国学不仅不热，而是受到一种“冷”待。国学被盲目的否定，国学并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启蒙阶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于是，发展初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千辛万苦中不断地挣扎。也许冥冥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看到了未来，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对其的依托，才会迎来一个个发展的转折。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
随着文学多元化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并且，人们对于传统文学的审视态度，更加的理性、客观。传统文学中的精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更加强调文明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精髓在其中的重要推动力。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其次，和谐社会、“中国梦“，其本质都是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体现，足见传统文化在当今文学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横空出世，受到追捧充分说明了这些。于丹主讲的《论语》，一时成为社会关注及热议的焦点，就是因为传统中国文化已深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其精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才有国人高呼“国学热”。对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更多的是包容与肯定，与时俱进的国学形态，让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更加多元化。
二、“国学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国学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明的，但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引导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低迷状态，在此时期，“国学热”的出现不仅彰显出国学的价值，更是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良性刺激。在现当代文学中，作品粗俗、娱乐性强，这些元素的融入，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缺乏国学的有效融入。所以，“国学热”强化了传统文化中优良文化元素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流入，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体现。其次，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在现当代文学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国学只有更好地具备现当代价值，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国学现当代文学价值的体现，在于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诉求与肯定。于是乎，“国学热”是促使国学与时俱进的重要表现，是使其更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逐步的融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再次，不可回避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也出现了危机，并随着危机的日益凸显，我们的危机意识在不断地强化。通过国学来支撑并寻找新的发展之路，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学热”在被迫切需要的情形之下呼之而出，释放中国民族文化的本质、拯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低迷。国学热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传统文化，促使我们通过对国学新的运用，从而成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
三、基于“国学热”视域下强化对传统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传统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史，是指引一个国家和文化朝着深远方向发展的不竭动力。国学热的出现，为强化对传统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在笔者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点的调整，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如何强化与古代文学及近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让文学在发展中一脉相承，这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要义。此外，在强化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应借鉴国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内容。改革是我国发展的主旋律，当代中国文化在改革浪潮之中如何实现全面建设，关键在于夯实传统中国文化的根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性发展。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开放性，加之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就强调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在其中的引导作用，让当代中国文学仍是民族文化发展前进的载体，仍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另一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化仍处于发展中的文化，我们在大力推动传统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以此为契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途径，真正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国学的现代化。此外，我们大力借鉴国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出于丰富研究内容的目的，而更多的是转变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不良之风，如学术研究中出现的浮夸与低迷，都应在国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得到涤荡，夯实发展前进的道路。
四、结束语
关键词：文学史书写 断代标准 经典确认
面对一段从1949年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大陆文学事实，文学史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书写方式，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被提出来以后。许多学者倾向于将现代与当代实行整合，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容纳更大时间段和空间内的文学事实。从这一角度出发，国内出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也有的学者坚持当代文学独立性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推出了传统的文学分期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在当下的文学史写作中，对当代文学存在与否的理解存在不同，文学史的书写本身也是出现了种种差异。笔者在此并不试图对每一本文学史及其处理方式作个案分析，只是针对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断代标准和经典确认问题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一、“当代文学”的“断代”标准。
以往的“当代文学”这一分期结果之所以成立，是基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历史事实。在这之后，大陆的中国文学与港澳台文学实际上处于互相隔绝的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大陆中国文学延续的是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价值追求和运作方式，而且在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加以进一步整合。因此，考虑“当代文学”的存在，不能不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差异这一事实。而由此引申的是两种断代标准：1.文学本身的价值指向和精神内涵；2.文学所处的政治体制。
由前一种思路，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文学一统化不仅是文学力量的整合，也是文学价值观念，审美原则的整合。在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走上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发展道路。这种社会主义文学到七十年代文学发展到了极端。但随着结束，思想解放，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逐渐放松，文学开始出现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从八十年代开始，一股股文学思潮将文学带进“人性”这一更加深远也是更加复杂的命题之中，在这之后，局限于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文学作品已不再成为创作主流，那种一统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学也面临分化和多元化。这样一来，如果基于这一标准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则意味着八十年代后的文学事实超出了“当代文学”框架。那么，合理的结果应该是将“当代文学”的下限划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则开始了文学新的时代，这之后的文学，仿佛是中国现代文学分出去的一脉，又重新回到整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之中。然而，许多当代文学史却在沿用这一意识形态区分的前提下，将：当代文学的下限也延续到了当下，这实在令人费解。
从另一个思路推，中国大陆社会主义体制从1949年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属于这一体制之下的中国大陆文学，应该归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框架之内，这看起来理所当然。但是，以整个中国文学论之，大陆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文学事实，只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以这一部分冠之“中国当代文学”一名，显然是不成立的。试想，现代文学在抗战时期有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哪一个又代表着当时中国的文学面貌呢?而我们在书写现代文学时恰好是将三个部分予以整合，统一于中国现代文学。很多文学史承认1949年的分期作用，而又将港澳台文学纳入到当代文学视野。这一整合的依据当然是同属于中国文学这一命题。那么，断代依据呢?显然，以往的意识形态或是政治体制内涵的当代文学概念应该做出调整。“当代文学”之所以独立存在，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以往中国新文学从来没有这样长时间的彼此相互隔绝，而且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同样一个问题也出现了。那就是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如果说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史彼此隔绝而思考着彼此截然不同的命题的话，那么开放以来，彼此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频繁，而且面临同样的文学命题。不同地区的作家，都在一种现代化的情境中思考人性，思考社会。这样一种文学事实是不是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而重新接续上了现代文学的脉搏呢?显然，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确存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格局和发展态势，冠以“中国当代文学”似无可厚非，但“当代文学”的原有内涵似当更新。同时，八十年代后中国文学的归属，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二、文学史书写中的经典名单
文学史的书写，必然要确立一个经典名单。这一名单中应包括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作品，这些经典作品及其作者，是一部文学史得以完成的基础和前提。那么，什么是经典?在笔者看来，至少存在着两种理解：
第一，经典是经受住了时间淘洗的、历久弥新的、探讨人类共同的生存话题而存留下来的文学作品。这一类作品无论从思想意义上还是语言操作层面上都有广大的言说空间，它可以为不同时代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和再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
第二，通常是作为一个时代经典体系建构的结果而存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每一个时代的经典名单，这些经典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而对于它们的确认本身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童庆炳指出，一个时代的经典建构取决于六个因素 ：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4.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后四种因素完全存在于作品之外，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这样，这一建构过程所产生的经典本身就有了相对性和时代性，它们并不都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比如：“十七年文学经典”，它们中的一些作为普通文学作品也许在当下还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但这一解读不一定体现出它作为文学经典的存在，它们很多不再是文学经典。
第一种理解更接近笔者所理解的“经典”，但后一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可行的现实操作。一部被历史存留下来的经典，它应该是各个不同时代经典的再经典。时代经典实际上构成了恒久性经典的前提和基础。当时间要在各时代经典中留下恒久的经典作品时，它面对的是一次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开始。第一次选择由于种种原因遮蔽了多少可成为经典的资源值得深思，而时间距离越漫长，我们排除遮蔽进行再发掘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文学经典的确认》一文中金宏宇指出：“时间才是最终和最公正的裁定者。在一个短时段内或局部中，文学经典具有相对性。”而我们对于二十世纪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确认，正是一种时代经典的确认过程，也只能确认一种相对的文学经典。经典是应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传承下去，而我们的经典确认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二十世纪民族文化中文学的全貌，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权力对经典确认的干预虽不再那么明显，但是，一种市场化商业化的经典炒作，无疑使经典确认蒙上了一层新的话语霸权的阴影。笔者认为，至少到现在，这一经典确认过程都与某种话语霸权联系在一起。谁掌握理论，谁操作媒体，谁掌握话语霸权，谁就能影响经典确认。而且，我们的出版发行体制，也可能在一部潜在经典出版之前，将其扼杀。
当然这并不意味这要否认在经典的确认过程中已开始有了读者参与，但参与有限。笔者恰恰认为由于各个读者期待视野不同，他们对一部文学作品会有不同的接受效果，从而也就会有不同的对文学经典的理解。理想的文学经典，应该是个不同读者群经典意见的一种互动，是一种妥协性的产物。经典名单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也可以是以众多经典序列并存的状况。我们有多种文学史的书写方式，是不是也可有多种文学经典的表达?而一部文学史，应有一个确定的经典标准，这种标准是具有相对性的，这自然不可避免。但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文学史的阅读者要接受这一事实，参照不同文学史的不同经典名单，以期更加全面的把握整个中国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天津社会科学》，2005.3。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具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入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并兼顾着各种思潮，现代文学思潮分为三类，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种文学思潮在现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兼顾文学思潮，去除时间化，避免文学思潮受到时间的制约，但是，并不可完全将时间概念所摒除，而是在文学思潮的叙述当中，对时间意识做适当的调整，使用互见性的叙述方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兼顾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类思潮，并顺应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保证其符合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意思就是在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要全面认识到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确保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顺应思潮史的发展规律，另外，还需要对现当代文学史重构工作的实际情况走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顺应思潮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提高文学思潮重构的质量。
三、结束语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当代文学；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183-0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深化，文化全球化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外来文化接触，西方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的文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在这个影响过程中，我国的传统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破坏与吞噬，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坚持自己的文学民族性特征，那么终将被全球化文学所同化。在这个关键发展阶段，我们如何才能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特点之间的关系，发展我国当代文学，将作为文学界新的课题。
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当代文学民族性所受的影响
1.西方文学不断渗透，传统文学民族性不断弱化
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文化全球化也越来越明显，西方各种文化领域的影响也在逐u渗透到我们身边的各个角落，从影视作品到文学作品，不一而足。由于当代作家处于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而我国的近现代过程又是处于战争当中，所以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诞生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被西化这个概念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由于西方很多作品都是强调现代意识，强调社会和人生的发展，人性的思考程度，都比以前传统作品要深沉许多，这些优秀的当代作品即使是在现在来看，也是有着足够的分量的。有一部分当代作家为了弘扬民族性特征，也尝试将西方的优秀作品与思想内涵与我们国家传统的民族性特征加以融合，以达到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又能够表达人性与社会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如《玫瑰门》、《浮躁》、《尘埃落定》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学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可以称为我国的当代文学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相融合的里程碑。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即使是这些优秀的作品，也还是没有跳出西方文学逻辑思维惯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民族性的一些内容。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作品还处于一个迷失的过程，就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追根溯源还是因为民族的特征没有足够的优势和特点，不足以在西方文学的冲击下保留自己原本的特征。
2.当代文学是从西方文学演变来的，一脉相承的局面难以改变
由于历史原因和我国近现展的特殊过程，我国当代的文学从最初定义的时候就是参照西方的文学标准进行的，所以当代文学从诞生起就注定会“被西化”。这样的结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不去追究也无法改变，但是在发展所谓的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因为这几十年我们向西方学习了一些优秀的内涵，就舍弃老祖宗留给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底蕴的话，那么我们的民族性到底在哪里呢？我国当代文学现在所处的迷茫状态，其实就是源于西方文学的同化性特征，由于西方文学更具有知性和理性，在剖析人性的层面上比传统文学更胜一筹，传统文学虽然具有一定的民族性特征，但是在实际写作中往往不如西方文学更加深刻，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也是西方文学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各种地区的文学造成巨大冲击和影响的根本原因。其实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碰撞与交融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就得以体现，他曾经在文学作品中抨击中国封建社会上千年来的迂腐与愚昧，但是又同样敬重着历史上那些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文人墨客等等。这种复杂的心情也正是我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当代文学所面临的心情。其实，要想保留我们当代文学的民族性，一方面需要在吸收西方文学内涵的同时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文化侵蚀；另一方面还是要着重加强自身民族性建设，弘扬民族精神的实质，增添民族精神文化内涵，只有自己的民族性足够强大，才能不被全球化进程所淹没。
二、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体现当代文学民族性
1.当代文学要加强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
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讲是市场全球化，而物质交换在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精神交流就必不可少，这是经济全球化导致文化全球化的实质。而文化全球化会导致文学全球化、语境全球化，如果我们的民族文化不够鲜明，不够具有特色，不能够与时俱进，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被优秀的文化所吞噬，这就是常说的文化入侵。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经到来，在做好文化警惕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代文学的民族性水平的提高。
2.当代文学的研究要接纳经济全球化
其实，如果要打败一个比自己强的敌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了解他、学习他。文学方面也是这样。我们下一步的文学研究工作必须要接纳全球化这个无法抵挡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接纳西方文化，并且要抱着学习的态度进行积极的接纳。要坚信自己的民族文化足够强大，毕竟我们拥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还有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结构，所以民族性内涵是不容置疑的。
3.当代文学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
当代文学必须要学会正视经济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对我们的文学传统产生一定的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样也会带来更多更先进的文学内涵和文化传统，所以说经济全球化进程是有利有弊的。只要我们化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积极加强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建设，经济全球化就不但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甚至还能够借助全球化进程将自己的民族当代文学发扬光大，对全球的文化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周岩丽.分析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4）.
一、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存在的问题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
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
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具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入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并兼顾着各种思潮，现代文学思潮分为三类，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种文学思潮在现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兼顾文学思潮，去除时间化，避免文学思潮受到时间的制约，但是，并不可完全将时间概念所摒除，而是在文学思潮的叙述当中，对时间意识做适当的调整，使用互见性的叙述方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兼顾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类思潮，并顺应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保证其符合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意思就是在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要全面认识到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确保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顺应思潮史的发展规律，另外，还需要对现当代文学史重构工作的实际情况走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顺应思潮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提高文学思潮重构的质量。
